張大彪要請我們吃飯，這讓我和大頭感到很意外。

我們如往常那樣，在天色擦黑的時候，把滿滿的一車廢品拉到張大彪的廢品站。張大彪說，我和大頭的地盤各有特色，收上來的廢品也各有特色。

可不是嗎，我收來的廢品，多是紙箱和各種各樣的酒瓶子，大頭收來的廢品，多是紙箱和各種塑膠泡沫。

紙箱和紙箱也不一樣，我收來的紙箱大多是花花綠綠的、印了彩色圖案的酒箱子，大頭收來的紙箱子，大多是土黃色的牛皮紙箱子。

如果張大彪不說，我和大頭還從沒注意過這些，或許是壓根就沒往這方面想。畢竟，不管是印了彩色圖案的紙箱子，還是土黃色的牛皮紙箱子，不論是形狀各異的酒瓶子，還是紮成一捆一捆的塑膠泡沫，對於我們來說，都是破爛，都能拿來賣錢。

這就像吃飯喝水一樣，管他是饅頭米飯，還是饃饃烙餅，能填飽肚子就行了，都是一頓飯，習以為常了也就不會想那麼多。

不管什麼事，習以為常了也就沒有感覺了，比如說呼吸，我們時時刻刻都在呼吸，卻又不會注意到時時刻刻都在呼吸。

又比如，我們每天傍晚都會把當天收到的破爛交到大彪子的廢品站，就像在老家時，把收到的廢品交到他爹張老八的廢品站一樣，都是一種習慣，都是習以為常。

是啊，我們已經習慣了京城的生活，在這裡，就像在河東鎮一樣，睡覺、吃飯、收破爛，過了一天又一天。

大頭再沒說過要回老家的話，他也習慣了這裡的生活，甚至有些喜歡上了這裡的生活。

我們在這一帶混熟了，也逐漸的有了聲譽，每天收到的破爛自然就多了起來，收入也由之前的一百多，增長到二百多，並且穩定在二百五十塊錢左右。

按照這水平計算，我們每個月都能穩穩當當的賺到七千塊以上，這比在老家高了兩倍還多。

我和劉曉娥說起過這個事，劉曉娥不可思議的看著我，說：破爛兒，可以啊！你們比那些坐在大樓裡的白領掙的還多。

她這表情，讓我覺得我是在吹牛，可我真的沒有吹牛，是實實在在能賺到那麼多錢。於是，我的臉就開始發燙，不解的問她：“白領是啥？不用幹活白領錢嗎？”

劉曉娥就咯咯的笑了起來，笑的前仰後合花枝亂顫。

我不知道，大頭就更不會知道了，他以為劉曉娥在笑我們，就漲紅了臉，磕磕巴巴的說道：“還有這、這好事？”

劉曉娥站直了身體，捂著肚子的手抬起來，擦了擦眼角的淚水，說：“白領就是在大公司上班的人，敲敲電腦打打字，一個月能掙五六千塊。”

坐辦公室的我們知道，把坐辦公室的人叫做白領，我們是第一次聽說。劉曉娥說我們比坐辦公室的人賺的還多，我的心裡就莫名的生出一股自豪感。以此來看，我們不比那些坐辦公室的人笨，我們只是少了見識而已。

所謂的見識，不就是見過了才認識嗎？見得多了，也就認識的多了，見識自然就多了。比如說張大彪，他就是比我們早出來兩年，見的場面比我們多，就顯得他比我們有見識。

他請我們去一家高檔的餐廳裡吃飯，就是帶著我們去長見識。我和大頭第一次到這麼高檔的餐廳吃飯，滿屋頂的燈光照的我們睜不開眼。

大廳中間是一條長長的案子，案子上擺滿了各種各樣不鏽鋼盤子，盤子裡是各種各樣我們沒見過的吃食。

張大彪說，天上飛的、地上跑的、水裡遊的，我們見過的和沒見過的，這家餐廳都有，他讓我們放開了吃。

他和大頭一樣，雖然見識多，卻沒有多少文化，明明用一句山珍海味就能說明白，非要囉囉嗦嗦的說那麼一堆，最後還是那麼個意思。

餐廳里人很多，男人多女人也多，倆人一桌，仨人一桌，或是一群人圍坐一桌，有高談闊論的，也有竊竊私語的，這高的低的聲音混合在一起，傳到我們耳朵裡，就變成了嗚哩哇啦的嘈雜聲。

大頭沒見過這場面，就緊張了起來，嘴張的老大，肌肉僵硬，額頭上的汗冒了一層又一層，細密的汗珠在燈光的照耀下閃著光。

看到他這憨樣，我也緊張了起來，下意識的去擦額頭的汗，額頭上沒汗，擦過一遍又擦一遍。

大頭縮著脖子站在我身後，悄悄的扯我的袖子，我回頭看他，他就湊到我耳邊，小聲說：“破爛兒，在這兒吃一頓要多少錢啊？”

我說：“看這檔次估計不便宜，太陽從西邊出來了，大彪子這隻鐵公雞能捨得請咱們到這麼高檔的地方吃飯。”

大頭聽我這樣說，就有些心虛了，又問：“他是有啥事求咱吧？”

我說：“人家一個大老闆，能有啥事求咱？”

大頭還想問，看到去收款臺交錢的張大彪，手裡拿著兩張紙條走了回來，就閉了嘴不再說話。

大彪子走到一張空桌旁，朝我們招了招手，喊道：“破爛兒、大頭，來這邊。”

餐廳雖然高檔，服務卻不好，或許是人太多了忙不過來，菜要自己端，水要自己倒，就連啤酒都要自己去拿。

這裡的溫度高，能喝啤酒，我和大頭出汗不只是因為緊張，還因為熱。在這一點上，我們就不如張大彪了，他一進到餐廳，就把棉襖脫了下來擓在胳膊上。

另我好奇的是，菜可以隨便端，想吃啥端啥，也沒人在本子上給我們記數，啤酒也可以隨便拿，想喝多少喝多少。

大頭不可思議的問張大彪：“彪子，這裡真是隨便吃啊？這一頓得多少錢啊？”

張大彪露出詭異的笑容，說：“別管多少錢，反正是我請客，你們敞開了吃就對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