米 婭

救援後

我坐在那間昏暗的辦公室裡，和對面的羅茲醫生講述著那一晚的事情。大雨傾盆而下，雨點緊密。我和歐文坐在黑暗的房中，聽著大雨猛烈敲擊著屋頂。我跟醫生講了我們是如何外出拾柴火的，我們還沒跑進屋就被雨淋透了。“那個晚上，”我告訴她，“我跟歐文之間的關係發生了變化。那個晚上我明白了我為什麼會在這裡，會在這個小屋裡和他一起。他並沒有試圖傷害我。”我解釋道。我回憶起他用那雙沉穩的黑眼睛看著我，說：“沒人知道我們在這裡。如果他們發現了，就會殺了我們。我和你都會死。”突然間，我有了一種歸屬感，不再像從前一樣孤單一人。“他是在救我。”我說。從那一刻起，一切都發生了變化。

從那一刻起，我不再害怕。從那一刻起，我內心篤定。

我跟羅茲醫生談了那間小屋，談了我們在那兒的生活，談了歐文。“你愛他嗎？”她問。我說我愛。我的雙眼充滿悲傷。醫生從我們中間的茶几上拿了一張紙巾遞給我，我接過紙巾，掩面哭泣。

“告訴我你的感受是什麼，米婭。”她鼓勵我繼續說下去。我告訴她我很想念他，我希望我沒有找回記憶，這樣我就可以矇在鼓裡，對歐文的離去渾然不覺。

然而，事情其實要複雜得多。

有些事情我永遠都不會告訴醫生。

我可以告訴她，悲傷夜以繼日地纏繞著我，但我不能告訴她我的自責。是我把歐文留在那間小屋的，是我把槍放到他手裡的。如果我早告訴他真相，那我們可以想出一個計劃。我們可以一起解決這件事情。但是在最初的幾分鐘裡，在最初的幾天裡，我太害怕，說不出口。我怕他可能會對我不利。而後來，我不告訴他真相是因為我擔心那會改變我們的關係。

他是那個保護我免遭父親和達爾馬傷害的人，哪怕這一切全是假象，全是謊言。

我終其一生都在渴望一個可以照顧我的人，現在他來了。

我不打算放手。

我用手撫摩著不斷變大的腹部，感受到嬰兒在踢我。霧濛濛的窗外，夏天已經來了，熱氣和溼度讓人覺得胸悶。很快孩子就會出生了，這是歐文留給我的紀念，我將不再孤單。

我腦海裡有這樣一個場景。我讀初中的時候，有一次驕傲地帶回家一份得a的讀書報告，我媽媽把它貼到了冰箱上，用的是那年的聖誕禮物——一個搖搖晃晃的“快樂蜜蜂”吸鐵石。我父親回到家，看到了那份作業。他匆匆瀏覽了一遍，然後對我母親說：“那個英語老師該被開除了，米婭都這個年紀了，還分不清那裡和哪裡。你覺得呢，夏娃？”他把那份作業當杯墊用了。在躲回房間前，我看到水漬滲到了報告紙張的纖維裡。

當時我十二歲。

我回想起九月的那一天。我走進那家幽暗的酒吧。那是一個明媚的小陽春，但酒吧內很黑，幾乎沒有人。下午兩點的酒吧的確沒什麼人，只有幾個老顧客坐在自己的桌邊，喝著純波旁威士忌和小杯威士忌烈酒，借酒澆愁。這個地方狹小又黑暗，是一間磚砌建築的角落單元房，一側畫著塗鴉。酒吧裡的背景音樂是約翰尼·卡什的歌。我沒有在自己住的街區，而是在西南的朗代爾。我環顧酒吧，發現我是這裡唯一一個白人。吧檯旁放著木質高腳凳，有幾張凳子有些開裂，或者缺了橫軸。後牆上擺滿酒的玻璃架排成一行。空氣裡煙霧繚繞，一直嫋嫋升到天花板，把這個地方變得霧濛濛的，看不清晰。一把椅子撐開前門，但哪怕是這個秋高氣爽的日子，明媚的陽光和融融的暖意仍遲疑著不願進到這屋裡。酒保是一個留山羊鬍的禿頂男人，衝我點點頭，問我要喝什麼。

我要了一杯啤酒，朝酒吧後面走去，走到一張緊鄰男廁所的桌邊。他告訴我他會在那裡的。當我看到他的時候，我的心提到了嗓子眼，幾乎無法呼吸。他的眼睛像煤炭一樣黑，面板顏色深且有彈性，像輪胎似的。他坐在一張板條靠背椅上，俯身喝著啤酒。他身著一件迷彩服外套，在這種天氣裡並沒必要穿它。我自己的外套已經脫下，系在腰上。

我問他是不是達爾馬，他看了我一會兒。那雙如煤炭一般的眼睛仔細研究著我不安分的頭髮和眼神中的確信。他的目光打量著我的身體，打量著我穿的牛津布襯衫和牛仔褲，評估著我斜挎在身上的黑包和系在我腰上的短外套。

我這輩子還從沒有像現在這樣確信過。

他沒有說他是不是達爾馬，而是問我找他有什麼事。他說話時聲音很低沉，是個男低音，帶著改不掉的非洲口音。我坐進他對面的椅子上，注意到他的體格比我要高大得多。我從包裡拿出信封放在桌上，他伸手去拿，每隻手都是我手的兩倍大。他很黑，就像是最黑的黑熊，很強壯，彷彿長著虎鯨的鯨脂，是食物鏈最上層的捕食者。當他和我面對面坐在桌子兩邊時，他知道，他是食物鏈頂端的霸王，而我只是一株海藻。

他問他為什麼要相信我，他怎麼能確定他沒有被當成傻瓜來戲弄？我鼓起一切勇氣，直率地回答：“那我又怎麼知道，你不會把我當傻瓜戲弄？”

他放肆地笑起來，看上去有點精神錯亂，說：“啊，沒錯。但你看，這有個區別。沒有人可以把達爾馬當傻瓜戲弄。”

當時我就知道了，如果有任何事情出錯，他會殺了我。

但我不允許自己害怕。

他拿出信封裡的檔案——這個證據我已經掌握了六週多，直到我知道要怎麼處理它。告訴我母親或者交給警察似乎太容易、太平常了。他需要更嚴重的懲罰，以牙還牙。取消律師資格並不足以抵消一個惡劣父親犯的錯，但損失一大筆現款、打破在公眾面前的光輝形象就很接近了，至少比前一種更接近。

找到它並不容易，這是肯定的。我無意中在一個上鎖的檔案櫃裡發現了一些檔案。那是某個深夜，他拉著我母親去海軍碼頭參加一個慈善晚宴，捐了五百美元支援一個非營利機構。該機構致力於增加貧困兒童受教育的機會，我覺得這極其荒謬——太可笑了——瞧瞧他是怎麼看待我自己的職業道路的。

那天晚上我去了他們家，先乘坐紫線列車到林登，然後從那兒叫了計程車。我用電腦壞了做藉口使母親把她自己那臺速度很慢的舊電腦借給了我，並建議我收拾個包在那兒住一晚。我說好吧，不過我當然是不會住下的。但是為了偽裝，我還是收拾了一個包——這是偷走證據的絕佳方法。幾小時後，我徹底搜查了我父親的辦公室，然後叫了輛計程車回到自己的公寓，開啟了完全沒有問題的電腦，找了私家偵探，把我的懷疑變成確切的證據。

我要找的並不是敲詐勒索、收取賄賂的證據，不完全是。我搜尋一切違法證據：偷稅、偽造、偽證、騷擾，隨便什麼都行。但我找到的卻是受賄的證據。那是三十五萬美元轉入海外賬戶的憑證，我父親把它放在一個密封信封中，鎖進檔案櫃裡。而我幸運地從十幾年前一箇中國商人送給我父親的古董茶葉罐裡找到了鑰匙：一把小小的、貴重的銀鑰匙，藏在散裝茶葉裡。

“這事要怎麼辦？”我問對面的那個男人——達爾馬。我不知道到底要如何稱呼他。他是一個職業殺手，乾的終究是殺人越貨的勾當。他的名字是一個做不光彩生意的鄰居告訴我的。那個鄰居曾不止一次觸犯法律，警察會在半夜出現在他家公寓前。他住三樓，喜歡自吹自擂，愛在上樓的時候閒聊些自己的失當行為。第一次我和達爾馬是電話溝通的——用拐角處的公共電話簡單說了幾句，然後安排了這次見面。他問我，我要他怎麼殺死我的父親。我說不，我們不打算殺他。我的計劃是讓他比死更痛苦。我要讓他身敗名裂，遭人輕視，我要抹黑他的名聲，讓他和那些被他送進牢裡的下層人生活在一起。這對我父親來說比死更糟糕，簡直像是人間煉獄。

達爾馬要和我四六分成，他六我四。我點點頭，因為我沒資格談判。贖金的40%也是很大一筆錢，確切地說，是八萬美元。對於我的那部分錢，我的想法是把它作為一筆不記名的捐款，送給我的學校。我在腦海裡規劃了大致的細節，提前做好準備。為了讓事情看上去更真實，我不能就這麼簡單地消失。我需要為可能的後續調查留下證據：目擊者、指紋、錄影帶等等。我不會問是誰，做些什麼或什麼時候。我需要有個意想不到的因素，這樣在那一刻我自己的反應才會很自然——像一個綁架案中的驚恐女子。我在奧爾巴尼公園的西北部發現了一個無主的小公寓。我會藏在那裡，剩下的事情就交由專業人士——達爾馬和他的手下去做。至少我是這麼計劃的。我用達爾馬給的預付現金事先支付了三個月房租，儲存了瓶裝水、罐頭水果、冷凍肉和麵包，這樣我就無須離開。我買了紙巾和衛生紙，以及美術工具套裝，這樣我就不會冒險被人發現。一旦收到贖金，而且我父親的骯髒行為也被人發現，那麼這間奧爾巴尼公園中的破舊小公寓就將是我獲救的地方。警察會在這裡找到被捆綁著並堵住嘴的我，而綁匪仍然逍遙法外。

達爾馬要把誰當作人質，他要靠誰索要贖金。我看著他黑色蛇紋石一般的眼睛，看著他的光頭和傷疤。那是一道約七厘米長的傷疤，垂直地劃過他的臉頰。他的面板裡有個鉚釘，我想象那是被某種刀——彈簧刀或者大砍刀——弄傷的，刀片刺進他外部脆弱的皮肉，造就了一個內心不可觸及的男人。

我環視酒吧，確信我們附近沒人。這裡每個人幾乎都是男性，除了一個二十多歲的女服務員，穿著牛仔褲和太過緊身的襯衫。這裡所有人都是黑人，除了我。一個男人坐在酒吧前的高腳凳上，笨拙地滑了一下，醉醺醺地站起來，像魚尾般左搖右擺地進了男廁所。我看著他經過，看著他推開笨重的木門，然後我的視線落回達爾馬那雙嚴肅無情的黑眼睛上。

我說：“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