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2年前，王健林氣憤之下離開了中國足壇，這在當時曾引起一片譁然；而12年後，當王健林再次迴歸中國足壇時，同樣引來了社會上的廣泛議論和關注，有不少關心王健林的企業界人士還戲言：“這一次千萬別再把王健林給氣跑了.”

雖然王健林做事的風格仍然和以往一樣，但他決不會再像12年前那麼衝動了。

因為他知道自己此次迴歸中國足球是為了什麼。

王健林對中國足球的心思，與那些經營過足球俱樂部的企業家們一樣，在他們看來，中國足球要想健康發展，就必須先讓中國足球從官方的影子裡走出來，這樣中國足球才能真正實現完全和市場接軌，成為一種產業。

這也就是說，只要不脫去官方的外衣，中國足球很難得到更大的發展，不僅如此，還有可能會慢慢走進一條死衚衕。

但是，改革總要有一個過程，從中國足球協會的成立時間來看，也不過短短几十年。

當時新中國剛剛成立，百廢待興，中國經濟還沒有得到發展，足球則更難得到大發展了。

在當時，中國的很多產業都歸國有，這是時代留給人們的。

只不過，隨著中國經濟的高速發展，以及全球經濟一體化的不斷推進，國家的體制改革也隨之而來，可很多機構由於其中牽涉過多而不得不暫時被擱淺在工作日程上，中國足協正是這樣一種情況。

當年，王健林宣佈退出中國足壇之後，曾不斷反思，其實不僅僅是足協，包括其他運動專案，如乒協等，實際上都沒有與世界接軌，像國外一樣實現真正的產業化，所以中國足球的改革，也不是簡單的一個政策或檔案就能搞定的。

而事實上，中國足球都是由官方主管的，但是其具體動作上卻受到了來自於社會民辦企業等力量的衝擊，使得中國足球一直處於一種準市場的狀態。

由於足球帶給人們的視覺衝擊有著很強的受眾性，使得很多社會上的企業都看中了這塊大蛋糕，從最初用各種獎勵來激勵運動員在各種重要賽事上奪冠，到後來各大企業家紛紛用足球作為企業的體育名片去開啟市場。

如果從中國足球的整體發展來看，王健林認為，民營資本的介入就像一碗滾燙的“油潑面”，在激發起足球運動員在賽場上的踢球熱情的同時，更引發了觀眾和中國足球激動的情懷。

畢竟，足球是最早得到世人競相追捧的一項運動，並且中國足球的現狀也由於民營資本的介入而煥發出了生機與活力。

然而，王健林離開足壇之後，中國足壇並未有所改觀，反而很多腐敗現象更為明顯地凸顯了出來。

當時，包括接手大連萬達足球俱樂部的實德老闆在內的許多足球俱樂部老闆，曾一起向上反映和呼籲足球體制改革，卻未能實現。

經由介入中國足球的民營企業們的全面呼籲，以及中國足壇頻出“足協領導問題”，使得中國足球開始遭遇“滑鐵盧”，這更讓本就倍受打擊的中國足球雪上加霜。

王健林認為，目前中國足球所處的這種情境，表面上來看對足球的發展十分不利，可若從長遠發展來看，中國足球反而可能得到進步——中國足球出現了整體的滑坡，它不僅影響到了中國足球事業的發展，更影響到了中國足球向產業化進軍的程序，這反而可能促使中國足球早日脫離官方背景，真正實現完全產業化。

因此，王健林選擇在此時重返中國足壇，等於是股票中的“低價買入”。

深諳資本運營規律的王健林明白這支“股票”的潛力。

從投資的角度來看，王健林重回中國足壇，是一個很難得的機會。

雖然很多人認為他此次與中國足球合作投入太大——5億，但從長遠利益來講，萬達會因此而物超所值。

王健林對中國足球如此大手筆投入的背後，所要承擔的風險也同樣十分巨大。

毫不誇張地說，連如今已經投入中國足球的王健林本人對此也沒有底，比如他和足協制訂的“希望之星”計劃，其執行期為3年，但3年後會是什麼樣子呢？無人知曉。

王健林認為，這只是萬達在中國足球身上做的一個小試驗。

萬達對中國足球所做的一切，實際上都是一種外圍戰略，也就是說，所有這一切並不能從根本上改變中國足球目前的處境，只能在淨化足球環境上做一些改革——如果想要真正從根本上改變目前中國足球的現狀，就必須從體制上讓中國足球“出嫁”給市場，唯有此，中國足球才能在市場的執行機制下實現健康發展。

也就是說，中國足球要想健康發展，並走出低谷，就必須進行一場徹底的改革，改變舊有的各種不適應其發展的制度、體制，以適應市場的需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