紅色之家登頂中國內地首富寶座的王健林，其出身背景也開始被“摸底”，許多人都將注意力放在了他的家庭背景上，各種版本橫空出世。

最讓外界感興趣的，莫過於王健林的父親王義全。

王義全是一位農民出身的老紅軍，參加過長征和八年抗戰，但對於他退伍後的身份，從四川省委的組織部副部長，到西藏自治區的副**等等，眾說紛紜，莫衷一是。

王健林極少承認或否認這些傳言，他無意的三緘其口，反倒助長此風。

外界對其家世的種種猜測，一直伴隨著他的萬達帝國的成長與發展。

事實上，王義全絕非傳言中的副廳級高官，他始終都在縣團級單位大金縣（後改名為金川縣）森林工業局供職，擔任副局長，是副處級。

雖說沒有傳言中那樣位高權重，可王義全頂著“紅小兵”頭銜，1930年北上、1949年勝利迴歸家鄉的榮耀時刻，他都有幸參與。

在“紅小兵”群體中，他的職位的確不高。

自1958年開始，在大金縣森林工業局任職的王義全，威望頗高，遠勝局長、書記。

他沒有官架子，很受員工敬重，而他那每月80塊錢的工資，也著實讓不少人眼紅。

從1956年起，全國實行工資制度改革，自然條件、物價、生活水平、工資狀況都成為衡量標準，那時全國分為11類工資區，多一級多兩塊錢。

大金縣屬於九類區，工資基數高。

縣上的大學本科生每月可以拿到60塊錢。

在縣裡，工資最高的是縣委書記、武裝部政委，之後就是王義全。

王家始終吃得飽飯，這在那個年代簡直是天大的好運氣。

他還有多餘的錢和精力去關心一些農村窮苦孩子。

當時還是學生的李洪友和他的朋友們，沒少吃王義全買的冰糕和糖。

他形容王義全是個很好的“老頭子”，活躍、愛開玩笑、非常和善。

川人喜歡聊天，茶餘飯後擺擺龍門陣。

王義全喜歡和職工子弟講述自己“打鬼子”的經歷。

他會給李洪友買冰棒兒、啤酒，拉去自己家喝茶，順便找來一堆聽眾，向他們仔細地描述怎麼拼槍、拼刺刀。

大金縣幾乎每個人都知道：王健林的爸爸是個老紅軍，是打日本出身的。

王義全是一個有著堅定紅色信仰的老紅軍，他常教導前來聽抗日故事的學生們要熱愛祖國、熱愛黨，將來如何建設祖國。

李洪友和他的朋友一度覺得王義全太老舊了。

王義全的這種特質，也影響著對兒子們的管教，他總是很嚴厲，喜歡把努力、好好學習、有機會要多讀書、去當幹部掛在嘴邊。

軍隊幹部出身的他，說話直接、乾脆。

父親的威望給年幼的王健林帶來一絲驕傲感，火熱年代裡的人們，對紅軍老戰士的崇拜和仰視，使王健林在父親的庇廕下也得到了同齡人的擁戴。

在比王健林大幾歲的玩伴陳志階看來，很多小孩都圍著他，希望透過他認識他爸爸。

1953年元旦，王義全完婚，媒人是區委書記，妻子是秦嘉蘭，她比王義全小18歲。

組織介紹的婚姻讓秦嘉蘭十分滿意，她嘴邊常掛著的一句話即是：他什麼都由我做主，一輩子沒有欺負過我。

秦嘉蘭識字，自然擔起了教育兒子的責任。

早年，她的家境不錯，可因父親吸食鴉片，賣了房子、田地，最後甚至要賣妻女，秦嘉蘭的媽媽偷偷地把女兒背到山上的廟裡去住。

山上的那座廟叫“上清觀”，廟裡成立了小學，秦嘉蘭每天早上上學時，會給學生們開啟兩道山門。

得益於住在學校的便利，她便有機會讀書識字。

老師也很照顧這個住在廟裡的小姑娘，把別人讀過的書拿給她。

讀古書、讀新思想，日子長了，聰明的她進步神速，最終成了新中國成立後蒼溪縣石門鄉第一任女鄉長。

20世紀50年代，王家舉家遷往阿壩州的大金縣城，秦嘉蘭覺得這是一件幸事。

“外面都在餓死人，我們還能一個星期打一隻兔子吃.”

大金縣有不少荒山，無人看管。

為了改善生活，秦嘉蘭隻身一人過鐵索橋“以啟山林”，種菜、養兔，不輸鬚眉。

後來，每每回憶起上面長著葉子、下面長大蘿蔔的蘇聯甜菜，80多歲的秦嘉蘭都顯得異常滿足，兩三斤一個的蘿蔔可以滿足全家人的需求。

“皮颳了，切成條，炒成蘿蔔乾給娃娃吃，娃娃們吃得好甜.”

上面的葉子老了還可以喂兔子。

背靠著與外界隔絕且資源豐富的高原地區，加上母親的勞作、父親優越的工作待遇，王健林的童年生活過得格外滋潤。

王健林是一個紅色家庭成長起來的商人，在他童年的生活中，革命、信仰、軍人做派對他影響巨大。

他的萬達集團，以高效的執行力和嚴格的紀律著稱，他見識過政治摧毀一切的力量，也明白它能賦予個體強大的優勢和榮譽感。

他站在紅色原點，16歲那年，選擇和父親一樣，用參軍的方式改變命運。

而不一樣的是，他沒有滿足於此，在離開家鄉16年後，他又跳出了給了他榮譽和機遇的部隊，脫下軍裝，成為商海弄潮兒。