千古一相李斯：功過交織的傳奇人生
一、時代風雲：李斯所處的戰國與秦朝
1．戰國末年的紛爭格局
戰國末年，華夏大地呈現出一幅錯綜複雜、動盪不安的紛爭畫卷。各諸侯國在政治、經濟、軍事等方面展開了激烈的角逐。
政治上，各國君主為了增強自身實力，紛紛推行變法改革。秦國自商鞅變法後，建立了一套較為完善的中央集權制度，以軍功授爵打破了貴族世襲制，吸引了大量人才，國家治理效率大幅提升。趙國則進行了“胡服騎射”改革，軍事制度得以最佳化，軍隊戰鬥力顯著增強。而齊國、楚國等老牌強國，雖然政治體制相對成熟，但內部貴族勢力盤根錯節，改革阻力較大，政治發展逐漸陷入瓶頸。
經濟領域，各國發展水平參差不齊。秦國憑藉優越的自然條件和先進的農業技術，大力興修水利，如都江堰、鄭國渠等，糧食產量大幅提高，為其軍事擴張提供了堅實的物質基礎。齊國地處海濱，漁業、鹽業和商業發達，城市繁榮，經濟實力雄厚。魏國則以冶鐵業聞名，先進的武器裝備使其軍隊在戰場上具有一定優勢。然而，長期的戰爭也給各國經濟帶來了沉重的負擔，百姓生活困苦，社會矛盾日益尖銳。
軍事方面，戰國末年戰爭頻繁，規模不斷擴大。各國紛紛擴充軍隊，培養精銳之師。秦國的虎狼之師以勇猛善戰著稱，在白起、王翦等名將的率領下，多次取得重大勝利。趙國的騎兵部隊機動性強，在與匈奴等遊牧民族的戰鬥中積累了豐富的經驗。各國之間合縱連橫，相互攻伐。合縱是指東方六國聯合起來對抗秦國，連橫則是秦國透過與個別國家結盟，分化瓦解合縱聯盟。這種複雜的軍事外交策略使得戰國局勢變幻莫測。
在文化思潮上，戰國末年呈現出百家爭鳴的繁榮景象。儒家倡導“仁政”“禮義”，主張以道德感化來治理國家；道家追求“無為而治”，強調順應自然規律；墨家提倡“兼愛”“非攻”，反對戰爭，主張平等互助；法家則主張以法治國，強調嚴刑峻法和中央集權。這些思想流派相互碰撞、相互交融，為各國的政治變革和社會發展提供了理論支援。
戰國末年的紛爭格局是政治、經濟、軍事和文化等多種因素相互作用的結果。各國在激烈的競爭中不斷調整自身策略，試圖在這場亂世中脫穎而出，而這也為秦國最終統一六國奠定了基礎。
2．秦朝崛起的歷史程序
秦朝的崛起是一個漫長而複雜的過程，它從一個地處西陲的弱小諸侯國，逐步發展成為統一六國的強大帝國，期間經歷了諸多重要的改革和戰役，也湧現出了許多關鍵人物。
秦國的早期發展面臨著諸多困境。地處西陲，與戎狄等少數民族相鄰，時常受到侵擾，生存環境惡劣。然而，秦國曆代君主憑藉著堅韌不拔的意志和開拓進取的精神，不斷發展壯大。秦襄公因護送周平王東遷有功，被封為諸侯，獲得了岐山以西的土地，從此秦國開始在政治上嶄露頭角。
真正使秦國走上崛起之路的是秦孝公時期的商鞅變法。秦孝公即位時，秦國在戰國列強中處於相對落後的地位。為了改變這種局面，他廣納賢才，商鞅應召而來。商鞅變法以法家思想為指導，全面推行了一系列改革措施。在政治上，廢除世卿世祿制，實行郡縣制，加強了中央集權；在經濟上，獎勵耕織，重農抑商，鼓勵開墾荒地，促進了農業的發展；在軍事上，獎勵軍功，建立了一支強大的軍隊。商鞅變法使秦國的經濟得到了快速發展，軍隊戰鬥力大幅提升，為秦國的崛起奠定了堅實的基礎。
秦惠文王時期，秦國繼續擴張。張儀的連橫策略發揮了重要作用。張儀憑藉著出色的口才和謀略，遊說各國，破壞了東方六國的合縱聯盟，為秦國的東進創造了有利條件。秦國透過一系列的軍事行動，奪取了魏國的河西之地，擴大了領土範圍。
秦昭襄王時期，秦國在軍事上取得了重大突破。白起作為秦國的名將，指揮了多次重要戰役。其中，長平之戰是戰國時期規模最大、影響最深遠的一場戰役。秦國與趙國在長平對峙三年，最終白起採用迂迴戰術，大敗趙軍，坑殺趙軍降卒四十萬。長平之戰使趙國元氣大傷，東方六國再也無力單獨對抗秦國。
秦始皇嬴政即位後，繼承了先輩們的基業，繼續推進統一大業。他重用李斯、王翦等人才，制定了合理的統一戰略。李斯提出了“先滅韓，以恐他國”的策略，秦國按照這一策略，先後滅掉了韓、趙、魏、楚、燕、齊六國，於公元前221年完成了統一大業，建立了中國歷史上第一個統一的中央集權國家。
秦朝的崛起是一個長期的過程，商鞅變法為其奠定了制度基礎，張儀的連橫策略和白起等名將的軍事行動為其擴張領土，秦始皇嬴政和李斯等君臣的共同努力最終實現了統一。這些改革、戰役和關鍵人物的作用相互交織，共同推動了秦朝從弱小走向強大。
3．社會變革與思想碰撞
·社會制度變革：戰國時期，各諸侯國為增強實力紛紛變法，社會制度從奴隸制向封建制轉變。秦國商鞅變法是典型代表，廢除世卿世祿制，推行郡縣制，打破了貴族世襲權力，加強了中央集權。地方行政由中央直接管理，提高了行政效率，為秦國統一六國奠定了制度基礎。秦朝建立後，全面推行郡縣制，將全國劃分為三十六郡，郡下設縣，這種制度一直影響後世。
·經濟模式轉變：戰國時期，農業生產技術進步，鐵農具和牛耕廣泛使用，水利工程大量修建，如秦國的都江堰和鄭國渠，提高了糧食產量。商業也日益繁榮，城市興起，各國之間貿易頻繁。秦朝統一後，統一度量衡和貨幣，促進了經濟交流和發展。統一度量衡使商品交易更加規範，統一貨幣則消除了貨幣流通的障礙，有利於國家經濟的統一和穩定。
·思想流派碰撞：戰國時期百家爭鳴，法家、儒家、道家、墨家等思想流派相互碰撞。法家主張以法治國，強調嚴刑峻法和中央集權，適應了當時各國富國強兵的需要，秦國商鞅變法就是以法家思想為指導。儒家倡導“仁政”“禮義”，主張以德治國，孟子曾遊說各國君主，但在戰亂頻繁的時代，其思想未被廣泛採納。道家追求“無為而治”，強調順應自然，對社會變革持相對消極態度。墨家提倡“兼愛”“非攻”，反對戰爭，主張平等互助，反映了小生產者的願望。
·思想融合與影響：不同思想流派在碰撞中也相互融合。荀子是儒家代表人物，但他的思想中包含了法家的成分，主張禮法並用。他的學生李斯和韓非則成為法家的重要代表人物。思想對社會產生了深遠影響，法家思想為秦國的統一和秦朝的建立提供了理論支援，秦朝的法律制度和中央集權體制就是法家思想的實踐。儒家思想在漢朝以後逐漸成為正統思想，對中國封建社會的文化和價值觀產生了長期影響。
二、求學之路：師從荀子與思想啟蒙
1．荀子的思想體系
荀子作為戰國時期著名的思想家，其思想體系豐富而深邃，涵蓋了哲學、政治、教育等多個領域，對後世產生了深遠的影響。
在哲學思想方面，荀子提出了“性惡論”。他認為人性本惡，人生來就具有好利、嫉妒、喜聲色等本能慾望，如果放縱這些慾望，就會導致爭鬥和混亂。與孟子的“性善論”形成鮮明對比，荀子強調後天環境和教育對人性的改造作用。他指出，透過“化性起偽”，即透過後天的禮儀教化和自我修養，可以抑制人性中的惡，培養出善良的品德和行為。這種觀點為他的政治和教育思想奠定了基礎。
荀子的政治思想以“禮”為核心。他認為“禮”是治理國家的根本準則，是維護社會秩序的重要保障。“禮”不僅是一種禮儀規範，更是一種社會制度和道德準則。荀子主張透過制定嚴格的禮儀制度，來規範人們的行為，調節社會關係。他認為，只有透過“禮”的約束，才能使人們各安其位，避免紛爭和混亂，實現社會的和諧與穩定。同時，荀子也強調“法”的重要性，主張禮法並用。他認為“法”是“禮”的補充，透過法律的強制力來保障“禮”的實施。
在教育思想上，荀子非常重視教育的作用。他認為教育可以使人不斷進步，改變人的命運。他主張透過教育培養出有道德、有才能的人，為國家和社會服務。荀子強調學習的重要性，認為學習是一個不斷積累和進步的過程。他提出了“鍥而不捨，金石可鏤”的著名論斷，鼓勵人們堅持不懈地學習。在教學方法上，荀子主張因材施教，根據學生的不同特點和才能進行教育。他還強調教師的重要性，認為教師是學生學習的榜樣和引導者，應該具備高尚的品德和豐富的知識。
荀子的思想體系是一個有機的整體，哲學思想為政治和教育思想提供了理論基礎，政治思想是哲學思想在社會治理中的具體應用，教育思想則是實現政治目標的重要手段。他的思想既繼承了儒家的傳統，又吸收了法家等其他學派的思想精華，具有獨特的價值和意義。在戰國末年那個動盪不安的時代，荀子的思想為各國的政治變革和社會發展提供了重要的理論支援，對中國古代思想文化的發展產生了深遠的影響。
2．李斯的求學動機與經歷
李斯出生於戰國時期楚國上蔡的一個普通家庭，早年擔任郡中小吏，過著平淡的生活。然而，一次偶然的經歷改變了他的人生軌跡。他在廁所和糧倉分別看到了不同狀態的老鼠，廁所裡的老鼠吃著髒東西，見到人和動物就驚慌逃竄；而糧倉裡的老鼠吃著囤積的糧食，居住環境優越，也不用擔心外界的干擾。這一鮮明的對比讓李斯深受觸動，他意識到一個人的成功與否和所處的環境密切相關，從此便立志改變現狀，追求更高的人生目標。
在戰國時期，人人爭名逐利，李斯也渴望幹出一番事業。經過深思熟慮，他認為要實現自己的抱負，必須學習治理天下的學問。於是，他辭去小吏的職務，前往齊國蘭陵，拜荀子為師，學習“帝王之術”。荀子的思想融合了儒家和法家的精華，強調透過後天的教育和禮儀規範來改造人性，這與李斯渴望改變命運的想法不謀而合。
在求學過程中，李斯勤奮刻苦，深入鑽研荀子的學說。他不僅學習了治國理政的理論知識，還培養了敏銳的政治洞察力和卓越的分析能力。他與同學韓非結下了深厚的友誼，兩人經常一起探討學術問題，交流思想。韓非是法家思想的集大成者，他的思想深邃，見解獨到，對李斯產生了一定的影響。然而，他們在學術觀點和政治理念上也存在一些分歧。韓非更注重理論的構建和完善，而李斯則更傾向於將理論應用於實際政治中。
經過多年的學習，李斯學業有成。此時，他對各國的形勢進行了分析和比較，認為秦國具有強大的實力和廣闊的發展前景，是實現自己抱負的理想之地。於是，他毅然決定離開荀子，前往秦國，開啟了他波瀾壯闊的政治生涯。
3．法家思想的薰陶與影響
荀子思想中接近法家的部分對李斯產生了深遠影響，促使他將法家思想融入自己的政治理念，在秦國的政治舞臺上發揮了重要作用。
荀子雖為儒家代表，但他的“性惡論”與法家思想有相通之處。他認為人性本惡，需要透過外在的規範和約束來引導人們向善。這種觀點為李斯接受法家的法治思想奠定了基礎。在荀子看來，禮儀和法律都是治理國家的重要手段，而李斯進一步發展了這一思想，更加重視法律的強制作用。他認為只有透過嚴格的法律制度，才能有效地約束人們的行為，維護社會秩序。
李斯在師從荀子的過程中，深刻領會了荀子思想中接近法家的部分，並將其運用到實際的政治實踐中。他主張以法治國，強調法律的權威性和公正性。在秦國統一六國的過程中，李斯制定了一系列嚴格的法律制度，對犯罪行為進行嚴厲打擊，確保了社會的穩定和秩序。例如，在秦國的軍事管理中，他制定了明確的軍功爵制，以戰功來評定將士的功績和賞賜，激發了士兵的戰鬥積極性，提高了軍隊的戰鬥力。
李斯還將法家的中央集權思想融入到秦國的政治體制中。他主張廢除分封制，推行郡縣制，將全國的權力集中於中央。這種制度有效地加強了中央對地方的控制，避免了地方勢力的割據和紛爭，為秦國的統一和穩定奠定了基礎。在秦始皇統一六國後，李斯力排眾議，堅持推行郡縣制，得到了秦始皇的支援。從此，郡縣制成為中國封建社會的基本政治制度，延續了兩千多年。
此外，李斯還倡導以法為教，以吏為師。他認為法律是人們行為的準則，應該透過教育和宣傳，讓人們瞭解法律、遵守法律。他建議秦始皇焚燒《詩》《書》等儒家經典，禁止私學，以統一思想，加強中央集權。這一舉措雖然在一定程度上促進了思想的統一，但也引起了一些知識分子的不滿和反抗。
荀子思想中接近法家的部分對李斯產生了重要影響，使他成為法家思想的堅定實踐者。他將法家思想融入自己的政治理念，透過制定法律制度、推行郡縣制等措施，為秦國的統一和發展做出了重要貢獻。然而，他的一些極端做法也引發了爭議，對中國歷史的發展產生了複雜的影響。
三、入秦為官：輔佐嬴政與統一大業
1．初入秦國的機遇與選擇
李斯懷揣著對未來的憧憬和抱負，離開荀子後，踏上了前往秦國的征程。初到秦國，他面臨著陌生的環境和未知的挑戰，但憑藉著自身的才華和敏銳的洞察力，很快便迎來了改變命運的機遇。
當時，秦國的相國呂不韋權傾朝野，廣納賢才，門下食客三千。呂不韋不僅是一位傑出的政治家，更是一位有遠見卓識的文化人，他組織門客編寫了《呂氏春秋》，希望以此來影響秦國的政治和文化走向。李斯聽聞呂不韋的聲名和他招攬人才的舉措後，決定投身其門下，成為一名門客。
在呂不韋的門下，李斯憑藉著紮實的學識和出色的口才，很快便嶄露頭角。他積極參與門客們的討論和交流，對各種政治問題和社會現象都有著獨到的見解。呂不韋逐漸注意到了這個才華橫溢的年輕人，開始對他加以關注和培養。李斯也抓住這個機會，充分展示自己的能力，為呂不韋出謀劃策，處理各種事務。他的勤奮和智慧得到了呂不韋的賞識和信任，不久後便被提拔為郎官，有了接近秦王嬴政的機會。
李斯選擇秦國，是經過深思熟慮的。戰國末年，各國紛爭不斷，秦國在經歷了商鞅變法等一系列改革後，國力日益強盛，成為最有實力統一六國的國家。秦國的政治制度相對先進，中央集權程度較高，為有才能的人提供了廣闊的發展空間。李斯認為，在秦國能夠更好地實現自己的政治抱負，施展自己的才華。
此外，秦國的文化氛圍也相對開放，對人才的包容性較強。秦國曆代君主都重視招攬各國人才，商鞅、張儀、范雎等都是外來的賢才，他們在秦國都得到了重用，為秦國的發展做出了重要貢獻。李斯相信，自己也能像他們一樣，在秦國找到施展才華的舞臺。
李斯初入秦國，透過得到呂不韋的賞識，獲得了接近秦王的機會。他選擇秦國，是基於對秦國實力、政治制度和文化氛圍的考量，這一選擇為他日後在秦國的政治生涯奠定了基礎。
2．向秦王獻策與戰略規劃
李斯成為郎官後，獲得了接近秦王嬴政的機會。他敏銳地察覺到秦王嬴政有統一天下的雄心壯志，於是抓住時機，向秦王獻上了統一六國的策略。
李斯提出“先滅韓，以恐他國”的戰略。韓國在戰國七雄中實力相對較弱，且地理位置處於秦國東進的要衝。先滅韓可以為秦國開啟東進的大門，消除秦國側翼的威脅，同時也能向其他諸侯國展示秦國的強大實力，起到威懾作用。從可行性來看，韓國的軍事和經濟實力難以與秦國抗衡，秦國具備足夠的實力在短期內將其征服。而且，韓國與秦國接壤，便於秦國軍隊的調動和進攻。一旦韓國被滅，其他諸侯國必然會感到恐慌，內部矛盾和分歧可能會加劇，這為秦國進一步分化瓦解六國聯盟創造了有利條件。
除了“先滅韓”，李斯還建議秦王嬴政派遣謀士攜帶金玉財寶前往各國，離間六國君臣關係。對於那些可以用錢財收買的大臣，就用重金賄賂，讓他們為秦國效力，在本國朝廷上為秦國說話，破壞本國的戰略決策；對於那些不肯接受賄賂的大臣，則派刺客將其暗殺。這種策略有效地削弱了六國的內部團結，使各國之間相互猜疑，難以形成有效的抗秦聯盟。在實際操作中，秦國的謀士們憑藉著出色的口才和謀略，成功地在六國朝廷中製造了許多矛盾和紛爭，為秦國的軍事行動創造了有利的外部環境。
李斯還強調要抓住“萬世之一時”的良機，果斷地發動統一戰爭。戰國末年，各國經過長期的戰爭，國力都受到了不同程度的削弱，而秦國在商鞅變法後，經濟和軍事實力不斷增強，已經具備了統一六國的條件。如果錯過這個時機，等到各國恢復元氣，重新聯合起來對抗秦國，那麼統一的難度將會大大增加。
李斯的這些策略對秦國的統一程序產生了深遠的影響。“先滅韓”的戰略使秦國順利地邁出了統一的第一步，為後續的軍事行動奠定了基礎。離間六國君臣的計策有效地瓦解了六國的聯盟，減少了秦國統一過程中的阻力。而抓住時機發動戰爭的建議，使秦國能夠果斷地採取行動，避免了錯失良機。在李斯的戰略規劃下，秦國按照既定的步驟，先後滅掉了韓、趙、魏、楚、燕、齊六國，最終完成了統一大業，建立了中國歷史上第一個統一的中央集權國家。
3．離間六國與統一程序
李斯深知，要實現秦國統一六國的大業，僅靠軍事力量是不夠的，還需從內部瓦解六國聯盟。於是，他精心策劃並實施了離間六國君臣的計策。
李斯派遣大量謀士攜帶金銀珠寶前往各國。在齊國，謀士們用重金賄賂了齊國的一些大臣。這些大臣收受賄賂後，在齊王面前極力主張與秦國保持友好關係，反對與其他五國合縱抗秦。他們不斷向齊王進讒言，說合縱聯盟不可靠，會給齊國帶來戰爭災難。齊王本就對合縱聯盟心存疑慮，在這些大臣的蠱惑下，逐漸疏遠了其他五國，使齊國在秦國統一過程中保持中立，為秦國逐個擊破其他國家創造了有利條件。
在趙國，秦國謀士得知趙王對廉頗等老將心存猜忌。他們買通趙王身邊的近臣，讓其在趙王面前詆譭廉頗。說廉頗年事已高，作戰保守，有投降秦國的嫌疑。趙王聽信了讒言，用趙括替換了廉頗。趙括只會紙上談兵，在長平之戰中，導致趙軍大敗，四十萬降卒被秦軍坑殺，趙國元氣大傷，再也無力與秦國抗衡。
在楚國，秦國謀士利用楚國貴族之間的矛盾，挑撥他們與楚王的關係。他們散佈謠言，說某些貴族有謀反之心，使得楚王對這些貴族產生懷疑，內部矛盾激化。楚國朝堂陷入混亂，無法形成有效的抗秦策略。
在燕國，秦國謀士煽動燕國太子丹對秦國的仇恨，促使太子丹派荊軻刺秦。這一事件不僅讓燕國與秦國的關係徹底破裂，也為秦國攻打燕國提供了藉口。
在魏國，秦國謀士賄賂魏國大臣，讓他們勸說魏王放棄抵抗，向秦國求和。魏國在孤立無援的情況下，逐漸喪失了抵抗的決心。
在離間六國君臣的同時，秦國也在積極進行軍事行動。除了前面提到的長平之戰，還有滅楚之戰。楚國地域廣闊，人口眾多，是秦國統一道路上的一個強勁對手。秦王嬴政起初派李信率領二十萬大軍攻楚，結果戰敗。後來，嬴政啟用老將王翦，率領六十萬大軍再次攻楚。王翦採取穩紮穩打的策略，與楚軍對峙一年多，最終抓住時機，一舉擊敗楚軍，滅亡了楚國。
公元前230年，秦國首先滅掉韓國；公元前228年，滅趙國；公元前225年，滅魏國；公元前223年，滅楚國；公元前222年，滅燕國；公元前221年，滅齊國。至此，秦國完成了統一六國的大業，建立了中國歷史上第一個統一的中央集權國家。李斯的離間之計和秦國的軍事行動相互配合，為統一程序的順利推進起到了關鍵作用。
四、諫逐客書：力挽狂瀾與人才留存
1．逐客令的背景與緣由
在秦國統一六國的程序中，韓國“疲秦”之計的敗露成為了秦國下達逐客令的直接導火索，而這背後有著複雜的政治背景和內部原因。
戰國末年，秦國經過商鞅變法等一系列改革，國力日益強盛，成為最有實力統一六國的國家。韓國作為秦國的鄰國，實力相對較弱，時刻面臨著被秦國吞併的威脅。為了延緩秦國的東進步伐，韓國想出了一個“疲秦”之計。他們派水工鄭國到秦國，勸說秦國修建水渠，企圖透過大量消耗秦國的人力、物力和財力，使秦國無暇東顧。
起初，秦國並沒有識破韓國的計謀，而是採納了鄭國的建議，開始修建水渠。然而，隨著工程的推進，韓國的“疲秦”之計逐漸敗露。秦國的宗室大臣們得知此事後，大為震驚和憤怒。他們認為，各國來秦國的客卿大多是為了自己國家的利益，來秦國做破壞工作的，鄭國就是一個典型的例子。於是，他們紛紛向秦王嬴政進諫，要求驅逐一切外來客卿。
從政治背景來看，戰國時期各國之間的競爭異常激烈，人才流動頻繁。秦國一直以來都重視招攬各國人才，商鞅、張儀、范雎等都是外來的賢才，他們在秦國都得到了重用，為秦國的發展做出了重要貢獻。然而，隨著秦國的強大，一些宗室大臣擔心外來客卿會威脅到他們的地位和利益。他們認為，客卿們在秦國擔任重要官職，掌握著大量的權力和資源，可能會形成一股強大的勢力，對秦國的宗室貴族構成威脅。因此，他們希望透過驅逐客卿，來維護自己的既得利益。
從內部原因來看，秦國在統一六國的過程中，面臨著諸多挑戰和困難。一方面，秦國需要不斷地擴充軍隊，進行戰爭，這需要大量的人力、物力和財力支援。另一方面，秦國還需要加強內部治理，穩定社會秩序，提高國家的凝聚力和戰鬥力。在這種情況下，秦國的宗室大臣們認為，驅逐客卿可以減少秦國的內部矛盾和紛爭，集中力量進行統一戰爭。
韓國“疲秦”之計的敗露只是一個契機，秦國下達逐客令的根本原因是秦國宗室大臣們為了維護自己的利益，以及秦國在統一程序中面臨的政治和內部壓力。這一命令的下達，對秦國的發展產生了重大影響，也引發了一場激烈的政治鬥爭。
2．《諫逐客書》的內容與邏輯
在秦國下達逐客令後，李斯為了說服秦王嬴政收回成命，寫下了著名的《諫逐客書》。這篇文章內容豐富，邏輯嚴密，具有很強的說服力。
文章開篇點明主旨，“臣聞吏議逐客，竊以為過矣”，直接表明自己反對逐客的觀點，旗幟鮮明，毫不含糊。
接著，李斯回顧歷史，列舉了秦國四位君主因重用客卿而使國家強大的事例。秦穆公“西取由余於戎，東得百里奚於宛，迎蹇叔於宋，來丕豹、公孫支於晉”，這五位客卿幫助秦穆公“並國二十，遂霸西戎”。秦孝公重用商鞅，“移風易俗，民以殷盛，國以富強，百姓樂用，諸侯親服，獲楚、魏之師，舉地千里”。秦惠王採用張儀的計謀，“拔三川之地，西並巴、蜀，北收上郡，南取漢中，包九夷，制鄢、郢，東據成皋之險，割膏腴之壤，遂散六國之從，使之西面事秦，功施到今”。秦昭王得到范雎，“廢穰侯，逐華陽，強公室，杜私門，蠶食諸侯，使秦成帝業”。透過這些歷史事實，李斯得出結論：“此四君者，皆以客之功。由此觀之，客何負於秦哉！”有力地反駁了“客卿有害”的觀點。
在論證過程中，李斯運用了對比的手法。他指出，如果這四位君主“卻客而不內，疏士而不用”，那麼秦國就不會有“富利之實”和“強大之名”。這種對比突出了客卿對秦國發展的重要性。
然後，李斯從現實角度出發，列舉了秦王所喜愛的珍寶、音樂、美女等，這些東西大多不是秦國本土所產，但秦王卻愛不釋手。他質問道：“今取人則不然。不問可否，不論曲直，非秦者去，為客者逐。然則是所重者在乎色樂珠玉，而所輕者在乎人民也。此非所以跨海內、制諸侯之術也。”透過這種類比，說明秦王在用人方面的做法是不合理的，逐客是重物輕人，不利於秦國統一天下。
最後，李斯強調了逐客的危害。他認為，逐客會使“天下之士退而不敢西向，裹足不入秦”，這將導致秦國“內自虛而外樹怨於諸侯”，最終使秦國陷入危險的境地。
《諫逐客書》的論證邏輯十分嚴密。先以歷史事實為依據，說明客卿對秦國的貢獻；再從現實角度進行類比，指出秦王逐客的不合理；最後闡述逐客的危害，層層遞進，環環相扣。在說服技巧上，李斯善於運用舉例、對比、類比等手法，使文章生動形象，富有感染力。同時，他言辭懇切，曉之以理，動之以情，讓秦王嬴政認識到逐客的錯誤，最終取消了逐客令。
3．秦王的決策與影響
秦王嬴政在收到李斯的《諫逐客書》後，陷入了深深的思考。他是一位極具雄才大略的君主，一直致力於統一六國的大業，深知人才對於國家發展的重要性。然而，韓國“疲秦”之計的敗露，讓他對各國客卿產生了疑慮，在宗室大臣的進諫下，才下達了逐客令。
李斯的《諫逐客書》言辭懇切，邏輯嚴密，從歷史和現實的角度，深刻地闡述了客卿對秦國的重要貢獻以及逐客的危害。嬴政反覆閱讀這篇文章，被李斯的觀點所打動。他意識到，逐客令的下達是一個錯誤的決策，可能會使秦國失去大量的人才，從而影響統一大業的程序。
經過深思熟慮，嬴政果斷地做出了決策，取消了逐客令。他不僅恢復了李斯的官職，還對他更加重用，將其提拔為廷尉。這一決策體現了嬴政作為君主的英明和果斷，他能夠聽取不同的意見，及時糾正自己的錯誤。
取消逐客令對秦國的統一和發展產生了重要的影響。首先，它為秦國保留了大量的人才。各國客卿在秦國繼續發揮著重要的作用，他們帶來了不同的思想和文化，為秦國的政治、經濟、軍事等方面的發展注入了新的活力。例如，李斯在後來的統一程序中，為嬴政出謀劃策，制定了一系列重要的戰略和政策，為秦國的統一做出了巨大的貢獻。
其次，取消逐客令向天下展示了秦國廣納賢才的胸懷和決心。這吸引了更多的人才來到秦國，為秦國的發展提供了強大的智力支援。各國的有識之士紛紛投奔秦國，使得秦國成為了當時人才匯聚的中心。
最後，取消逐客令有利於秦國穩定內部局勢，增強國家的凝聚力。逐客令的下達曾引起了客卿們的恐慌和不滿，取消逐客令消除了他們的顧慮，使他們能夠安心為秦國效力。同時，這也緩和了秦國宗室大臣與客卿之間的矛盾，使秦國的統治更加穩固。
秦王嬴政取消逐客令的決策是明智之舉，它為秦國的統一和發展奠定了堅實的基礎。在眾多人才的共同努力下，秦國最終完成了統一六國的大業，建立了中國歷史上第一個統一的中央集權國家。
五、治國理政：制度建設與文化統一
1．政治制度：郡縣制的推行
在秦朝建立初期，政治制度的選擇成為了決定國家未來走向的關鍵問題。李斯力排眾議，主張廢除分封制，推行郡縣制，這一決策對中國歷史發展產生了深遠的影響。
李斯主張廢除分封制、推行郡縣制有著多方面的原因。從歷史經驗來看，周朝實行分封制，將土地和人民分封給諸侯，雖然在初期鞏固了統治，但隨著時間的推移，諸侯勢力逐漸壯大，周天子的權威受到挑戰，最終導致了春秋戰國時期的諸侯紛爭和天下大亂。李斯認識到分封制容易導致地方勢力割據，不利於國家的統一和穩定。而郡縣制則可以將地方權力集中於中央，避免出現諸侯割據的局面。
從現實需求來看，秦朝剛剛統一六國，需要建立一種強有力的中央集權制度來鞏固統治。分封制下，諸侯擁有較大的自主權，容易形成獨立王國，不利於中央對地方的管理和控制。而郡縣制下，郡縣長官由中央直接任命，對中央負責，能夠有效地貫徹中央的政策和法令，加強中央對地方的統治。
推行郡縣制具有重要的意義。首先，它加強了中央集權。在郡縣制下，中央政府能夠直接管理地方事務，地方官員的任免、考核等都由中央決定，這使得中央政府的權力得到了極大的加強，能夠有效地維護國家的統一和穩定。其次，郡縣制有利於國家的統一和發展。它消除了地方割據的隱患，促進了各地之間的經濟、文化交流和融合，為國家的統一和發展奠定了基礎。此外，郡縣制還提高了行政效率。地方官員由中央直接任命，避免了分封制下諸侯之間的權力爭奪和相互推諉，使得行政決策能夠更加迅速地得到執行。
郡縣制對中國歷史發展產生了深遠的影響。在政治方面，郡縣制成為了中國封建社會的基本政治制度，延續了兩千多年。它為後世歷代王朝提供了重要的政治借鑑，使得中國能夠長期保持統一和穩定。在經濟方面，郡縣制促進了經濟的發展。它打破了地方割據的局面，有利於商品的流通和貿易的發展，推動了中國古代經濟的繁榮。在文化方面，郡縣制促進了文化的交流和融合。各地之間的人員往來和文化交流更加頻繁，促進了中華文化的形成和發展。
李斯主張廢除分封制、推行郡縣制是一個具有遠見卓識的決策。這一決策適應了當時社會發展的需要，加強了中央集權，促進了國家的統一和發展，對中國歷史發展產生了深遠的影響。郡縣制作為中國古代政治制度的重要組成部分，為中國的長期穩定和繁榮做出了重要貢獻。
2．文化統一：書同文與焚書坑儒
秦朝統一六國後，面臨著文化差異巨大的難題，不同地區使用的文字各不相同，這嚴重阻礙了國家政令的傳達和文化的交流。在這樣的背景下，李斯提出了“書同文”的重要舉措。
李斯深知文字統一對於國家統一和發展的重要性。他以秦國的文字為基礎，對六國文字進行整理和規範，創造了小篆體。為了推廣小篆，李斯親自撰寫了《倉頡篇》七章，每四字為句，作為學習課本，供人臨摹。同時，政府還在各地設立學校，派遣官員教授小篆，要求各級官府的文書、公告等都必須使用統一的文字。在實施過程中，雖然遇到了一些阻力，比如六國舊民對新文字的不適應和牴觸情緒，但隨著時間的推移，小篆逐漸在全國範圍內得到了推廣和使用。“書同文”的舉措促進了文化的交流和傳播，使得不同地區的人們能夠更加順暢地溝通和交流，為國家的統一和穩定奠定了堅實的文化基礎。它也有利於文化的傳承和發展，使得經典文獻能夠更準確地儲存和流傳下來。
然而，在文化統一的過程中，也發生了“焚書坑儒”這一備受爭議的事件。其背景是秦朝建立後，一些儒生和方士對秦朝的政治制度和文化政策提出了批評和質疑。他們主張恢復周朝的分封制，反對郡縣制，認為秦朝的統治不符合儒家的“仁政”思想。這些言論在社會上引起了一定的反響，對秦朝的統治秩序造成了威脅。
公元前213年，在一次宮廷宴會上，博士淳于越再次提出恢復分封制的主張。李斯對此進行了嚴厲的駁斥，他認為這些儒生以古非今，擾亂民心，如果不加以制止，將會影響國家的穩定。於是，他向秦始皇提出了焚書的建議。秦始皇採納了李斯的建議，下令除了秦國的史書、醫藥、占卜、種樹等書籍外，其他各國的史書和民間收藏的《詩》《書》等儒家經典一律燒燬。這一舉措旨在統一思想，加強中央集權，但也造成了大量文化典籍的焚燬，給中國古代文化的傳承帶來了巨大的損失。
“坑儒”事件則發生在焚書後的第二年。一些方士為秦始皇尋找長生不老藥，但始終沒有結果。他們害怕受到懲罰，便在背後議論秦始皇的暴政，並紛紛逃亡。秦始皇得知後非常憤怒，下令追查這些方士的下落。在追查過程中，一些儒生也被牽連進來。最終，秦始皇將四百六十多名儒生和方士活埋於咸陽。
“焚書坑儒”事件在歷史上引起了廣泛的爭議。從積極方面來看，它在一定程度上加強了秦朝的思想統一和中央集權，有利於國家的穩定和統治。在當時的歷史條件下，六國剛剛統一，思想文化領域存在著各種不同的聲音，透過這種強硬的手段可以迅速消除分歧，鞏固統治。然而，這一事件也帶來了嚴重的負面影響。大量文化典籍的焚燬使得許多珍貴的歷史資料和學術成果失傳，對中國古代文化的發展造成了不可挽回的損失。同時，“坑儒”事件也引起了知識分子的強烈不滿和反抗，加劇了社會矛盾，對秦朝的統治產生了不利影響。
“書同文”和“焚書坑儒”是秦朝文化統一過程中的兩個重要舉措。“書同文”促進了文化的交流和發展，對中國歷史產生了積極的影響；而“焚書坑儒”雖然在一定程度上加強了中央集權，但也帶來了嚴重的文化災難和社會問題。我們應該以客觀、全面的視角看待這兩個事件，從中吸取經驗教訓。
3．經濟舉措：統一度量衡與貨幣
秦朝統一六國後，面臨著經濟領域的諸多挑戰，不同地區度量衡和貨幣的差異嚴重阻礙了經濟交流與發展。李斯敏銳地意識到這一問題，積極推動統一度量衡和貨幣的舉措，為秦朝的經濟繁榮和國家統一做出了重要貢獻。
在統一度量衡方面，李斯首先對原秦國的度量衡標準進行了整理和規範，將其作為全國統一的標準。度是計量長短的器具，量是計量容積的器具，衡是計量輕重的器具。秦朝規定了長度單位為丈、尺、寸等，容積單位為斛、鬥、升等，重量單位為石、鈞、斤、兩等，並製作了標準的度量衡器具，分發到全國各地。為了確保這些標準的嚴格執行，秦朝還制定了相應的法律，對違反度量衡標準的行為進行嚴厲處罰。例如，在市場交易中，如果商家使用的度量衡器具不符合標準，將會受到法律制裁。
統一度量衡帶來了顯著的作用。它使得商品交易更加公平、規範，消除了因度量衡差異而導致的交易糾紛，促進了國內貿易的發展。不同地區的人們可以按照統一的標準進行商品交換，提高了交易效率，降低了交易成本。同時，統一度量衡也有利於國家對經濟的管理和控制。政府可以更加準確地徵收賦稅、徵發徭役，保證國家財政收入的穩定。
在統一貨幣方面，李斯廢除了六國原有的貨幣，規定全國統一使用半兩錢。半兩錢是一種圓形方孔的銅幣，每枚重量為半兩。這種貨幣形制簡單，便於攜帶和使用，而且鑄造工藝相對統一，質量有保證。為了保證貨幣的統一鑄造和發行，秦朝設立了專門的機構負責貨幣的鑄造和管理，禁止民間私自鑄造貨幣。
統一貨幣對經濟發展和國家統一起到了重要的促進作用。它消除了貨幣流通的障礙，使得全國各地的商品交換更加順暢。不同地區的人們可以使用相同的貨幣進行交易，促進了商業的繁榮。統一貨幣也加強了中央對經濟的控制。國家掌握了貨幣的鑄造和發行權，能夠有效地調節貨幣供應量，穩定物價，維護經濟秩序。同時，統一貨幣也有利於國家的財政管理，政府可以更加方便地徵收賦稅和進行財政支出。
李斯統一度量衡和貨幣的舉措，是秦朝經濟改革的重要內容。這些舉措促進了國內貿易的發展，加強了中央對經濟的控制，為秦朝的經濟繁榮和國家統一奠定了堅實的基礎。它們對後世中國的經濟發展產生了深遠的影響，成為中國古代經濟制度的重要組成部分。
六、沙丘之變：權力漩渦與命運轉折
1．秦始皇駕崩與遺詔風波
公元前210年，秦始皇開始了他人生中的第五次東巡。此次出巡，他帶著左丞相李斯、中車府令趙高以及少子胡亥等一同前往。一路上，秦始皇視察民情，宣揚國威，然而，誰也未曾料到，這次出巡竟成了他生命的最後旅程。
當巡遊隊伍行至沙丘宮（今河北廣宗西北）時，秦始皇突然暴病不起。病情來勢洶洶，迅速惡化，秦始皇深知自己大限將至。在生命的最後時刻，他強撐著病體，命趙高起草遺詔，傳位於長子扶蘇。遺詔中明確要求扶蘇將兵權交給蒙恬，即刻趕回咸陽主持喪事並繼承皇位。這一遺詔體現了秦始皇對扶蘇的信任和對秦朝未來的安排，扶蘇為人寬厚仁義，素有賢名，在朝廷和民間都有較高的威望，秦始皇希望他能延續秦朝的統治，開創更加繁榮的局面。
然而，遺詔尚未發出，秦始皇便在沙丘宮與世長辭。秦始皇的突然駕崩，使得整個巡遊隊伍陷入了極度的恐慌和混亂之中。李斯擔心秦始皇的死訊傳出後，會引發天下大亂，尤其是六國舊勢力可能會趁機謀反，於是決定秘不發喪。他們將秦始皇的屍體放置在轀涼車中，讓親信宦官陪乘，每日照常進獻飲食，百官奏事也一如往常，由宦官在車中應答，以此來掩蓋秦始皇已死的真相。
遺詔的內容引發了巨大的爭議。趙高心懷不軌，他與扶蘇、蒙恬素有嫌隙，擔心扶蘇即位後會對自己不利。而胡亥則是他可以利用的棋子，於是趙高便與胡亥密謀，企圖篡改遺詔，立胡亥為帝。他們還勸說李斯加入他們的陰謀，李斯為了保住自己的權勢和地位，最終妥協，與趙高、胡亥合謀篡改了遺詔。他們偽造了秦始皇的詔書，指責扶蘇和蒙恬戍邊無功，賜死扶蘇，將兵權交給副將王離，並將蒙恬囚禁起來。
扶蘇接到假詔後，悲痛萬分，不聽蒙恬的勸阻，自刎而死。蒙恬也被囚禁，最終被迫服毒自盡。胡亥則在趙高和李斯的扶持下，順利登上了皇位，即秦二世。秦始皇的遺詔風波至此落下帷幕，但它卻為秦朝的滅亡埋下了伏筆，一場更大的危機正在悄然降臨。
2．趙高的陰謀與李斯的抉擇
秦始皇在沙丘宮駕崩後，趙高深知扶蘇與蒙恬關係密切，若扶蘇即位，自己必將失勢。於是，他精心策劃了一場陰謀，企圖篡改遺詔，立胡亥為帝，而要實現這一陰謀，就必須拉攏位高權重的李斯。
趙高找到李斯，單刀直入地提及篡改遺詔之事。李斯聽聞後，大驚失色，嚴詞拒絕，稱此乃亡國之言，違背天理人倫。趙高並不氣餒，開始從多個方面對李斯進行脅迫和勸說。
他首先以李斯與蒙恬作比較，指出在才能、功勞、謀略、民心以及與扶蘇的關係這五個方面，李斯都不如蒙恬。一旦扶蘇即位，必然會任用蒙恬為丞相，到那時，李斯不僅會失去丞相之位，還可能落得個悲慘的下場。這一番話擊中了李斯的要害，他一生追求功名利祿，丞相之位是他權力和地位的象徵，失去丞相之位對他來說是難以接受的。
接著，趙高又以胡亥為例，誇讚胡亥仁慈寬厚、輕財重士、盡禮敬士，是皇位的合適人選。他勸說李斯，如果能擁立胡亥為帝，那麼李斯將繼續保有丞相之位，榮華富貴也能得以延續。趙高還暗示李斯，若不與他合作，將會面臨嚴重的後果，不僅自己的前途堪憂，還可能禍及家人。
在趙高的威逼利誘下，李斯陷入了深深的矛盾和掙扎之中。他內心深知篡改遺詔是大逆不道的行為，會遭到天下人的唾棄，但他又捨不得放棄自己來之不易的權勢和地位。他想起自己從一個小小的郡吏，憑藉著自身的努力和才華，一步步走到丞相的高位，其中的艱辛和付出只有他自己知道。如果拒絕趙高，扶蘇即位後，自己很可能會被罷官，甚至性命不保；而如果與趙高合作，雖然違背了自己的原則和良心，但卻能保住自己的榮華富貴。
經過一番痛苦的思考和權衡，李斯最終為了個人的利益，選擇了妥協。他懷著複雜的心情，參與了趙高和胡亥的陰謀，篡改了秦始皇的遺詔，立胡亥為帝。
李斯的這一抉擇，雖然在短期內保住了他的權勢和地位，但卻給他帶來了巨大的後患。他的妥協不僅違背了自己的政治理想和道德準則，也為秦朝的滅亡埋下了禍根。此後，趙高逐漸掌握了朝政大權，肆意妄為，秦朝的統治陷入了混亂和危機之中，而李斯也最終成為了趙高陰謀的犧牲品。
3．胡亥即位與秦朝危機
胡亥在趙高和李斯的扶持下登上皇位，成為秦二世。然而，他的即位並未給秦朝帶來穩定與繁榮，反而使秦朝陷入了更深的危機之中。
胡亥即位後，趙高憑藉擁立之功，逐漸掌握了朝政大權。他為了鞏固自己的地位，排除異己，大肆誅殺朝中的忠臣良將。蒙恬、蒙毅等將領被趙高陷害致死，許多宗室子弟也慘遭毒手。朝廷內部人心惶惶，官員們人人自危，不敢直言進諫。趙高的專權使得秦朝的政治生態遭到嚴重破壞，朝廷上下一片混亂。
在趙高的慫恿下，胡亥繼續推行秦始皇時期的嚴刑峻法和繁重的賦稅徭役。為了滿足自己的私慾，胡亥徵發大量民夫繼續修建阿房宮和驪山陵墓，百姓們不堪重負，生活苦不堪言。繁重的賦稅和徭役使得百姓們失去了基本的生活保障，社會矛盾日益尖銳。民怨沸騰，各地紛紛爆發小規模的起義和反抗活動。
與此同時，秦朝的軍事力量也受到了嚴重削弱。由於趙高的弄權，軍隊中的將領被大量更換，導致軍隊的指揮系統混亂，戰鬥力下降。在面對外部的威脅時，秦朝的軍隊顯得力不從心。邊疆地區的少數民族趁機侵擾，秦朝的邊境局勢日益緊張。
為了進一步鞏固自己的權力，趙高上演了一場“指鹿為馬”的鬧劇。他在朝堂上故意將鹿說成馬，以此來試探大臣們的態度。那些敢於說出真相的大臣，都被趙高以各種罪名陷害。這一事件使得朝廷中的大臣們更加畏懼趙高，不敢違揹他的意願。胡亥也被趙高的陰謀所矇蔽，對朝廷中的真實情況一無所知。
在胡亥和趙高的統治下，秦朝的社會矛盾激化到了極點。公元前209年，陳勝、吳廣在大澤鄉發動起義，揭開了秦末農民大起義的序幕。起義軍迅速發展壯大，各地紛紛響應。六國舊貴族也趁機起兵反秦，企圖恢復自己的統治。秦朝陷入了內憂外患的困境，滅亡的命運已經不可避免。
胡亥即位後的種種舉措，以及趙高的弄權，使得秦朝的政治、經濟、軍事等各個方面都陷入了危機。民怨沸騰、起義頻發，秦朝這座曾經輝煌一時的帝國大廈，在風雨飄搖中逐漸走向了崩潰的邊緣。
七、晚年悲劇：身陷囹圄與慘遭滅族
1．李斯的失勢與被誣陷
胡亥即位後，秦朝的局勢愈發嚴峻，而李斯也逐漸走向失勢。他失勢的原因是多方面的。
從外部環境來看，趙高的勢力不斷膨脹。趙高憑藉著與胡亥的親密關係以及在沙丘之變中的擁立之功，逐漸掌握了朝政大權。他為了獨攬大權，視李斯為最大的障礙，處心積慮地想要除掉李斯。
從李斯自身角度而言，他在沙丘之變中與趙高合謀，雖然暫時保住了自己的地位，但卻失去了道德和輿論的支援。而且，他在秦朝後期未能提出有效的改革措施來緩解社會矛盾。面對陳勝、吳廣起義引發的全國性動盪，李斯未能拿出切實可行的辦法來穩定局勢，這讓胡亥對他的能力產生了懷疑。同時，李斯為了迎合胡亥，提出了“督責之術”，主張君主對臣民實行嚴厲的監督和責罰，這一主張雖然在一定程度上加強了君主專制，但卻加劇了社會的動盪和人民的不滿，進一步損害了他的聲譽。
趙高誣陷李斯謀反的過程可謂處心積慮。他利用李斯對秦朝局勢的擔憂和想要進諫的心理，故意設計圈套。趙高先是假意對李斯說，如今皇上沉迷於享樂，不理朝政，而天下起義不斷，希望李斯能找機會勸諫皇上。李斯不知是計，便答應了。趙高則專門挑選胡亥玩得正高興的時候，通知李斯進宮進諫。胡亥因此對李斯產生了極大的不滿。
接著，趙高又在胡亥面前誣陷李斯。他說李斯的兒子李由擔任三川郡守，在陳勝、吳廣起義經過三川時，李由沒有積極鎮壓，是因為李斯與起義軍有勾結。而且，李斯自認為功勞大，想要裂地封王。胡亥聽後，信以為真，便派人去調查李由。
為了坐實李斯謀反的罪名，趙高還對調查人員進行威逼利誘，讓他們編造李由謀反的證據。同時，他不斷在胡亥面前詆譭李斯，說李斯權力過大，有謀反的野心。在趙高的不斷誣陷下，胡亥最終下令將李斯逮捕入獄。
李斯就這樣在趙高的陰謀陷害下失勢，從曾經權傾朝野的丞相淪為階下囚。他的命運也由此急轉直下，等待他的將是更加悲慘的結局。
2．獄中上書與絕望掙扎
李斯入獄後，深知自己處境兇險，但他仍心存一絲希望，試圖透過上書為自己辯解，挽回局面。他在獄中多次上書，言辭懇切，飽含著對自己一生功績的回顧和對當前冤屈的申訴。
在第一封上書中，李斯歷數自己為秦國所做出的六大功績。他提及自己輔佐秦王嬴政，離間六國，為秦國統一大業出謀劃策；主張推行郡縣制，加強中央集權；統一文字、度量衡和貨幣，促進了國家的經濟文化交流等。他希望胡亥能夠念及他的功勞，明辨是非，赦免他的罪行。然而，這封上書被趙高截獲，趙高將其扔到一邊，冷笑道：“囚犯怎麼能上書！”
李斯並未因此放棄，他又接連上書，在後續的上書中，他開始反思秦朝當前的局勢，指出秦朝面臨的危機並非他的過錯，而是趙高弄權所致。他提醒胡亥要警惕趙高的陰謀，以免秦朝陷入萬劫不復之地。但這些上書同樣都被趙高扣下，根本無法到達胡亥手中。
在絕望中，李斯開始進行掙扎和反抗。他在獄中拒絕承認謀反的罪名，儘管遭受了趙高的嚴刑拷打，被打得皮開肉綻、體無完膚，但他始終堅稱自己是被冤枉的。他試圖喚起獄卒的同情，希望他們能將自己的冤情傳遞出去，但獄卒們畏懼趙高的權勢，無人敢相助。
李斯也曾想過以死明志，但他又不甘心就這樣含冤而死。他心中還抱有一絲幻想，期待著有一天真相能夠大白，自己能夠沉冤得雪。於是，他在獄中繼續忍受著痛苦和折磨，等待著渺茫的希望。然而，隨著時間的推移，他逐漸意識到自己的處境越來越絕望，趙高的勢力已經根深蒂固，胡亥也被趙高矇蔽，自己的命運似乎已經註定。但即便如此，他依然沒有停止內心的掙扎，在黑暗的獄中，他的靈魂在痛苦地吶喊，訴說著自己的冤屈和無奈。
3．腰斬咸陽與家族覆滅
在趙高的嚴刑逼供下，李斯最終被迫認罪。公元前208年，曾經權傾一時的李斯被押往咸陽市集，執行腰斬之刑。那一天，咸陽城萬人空巷，百姓們紛紛湧到街頭，目睹這一曾經輝煌無比的丞相的末路。
李斯身著囚服，蓬頭垢面，腳步踉蹌地走向刑場。他的眼神中充滿了絕望和悔恨，回想起自己的一生，從楚國上蔡的一個小吏，憑藉著才華和努力，一步步成為秦朝的丞相，權傾朝野，榮耀至極。然而，如今卻落得如此下場，他心中五味雜陳。在走向刑場的途中，他看著身旁一同被押解的二兒子，老淚縱橫，悲慼地說：“吾欲與若復牽黃犬俱出上蔡東門逐狡兔，豈可得乎！”這簡單的話語，飽含著他對往昔平淡生活的無限懷念和對如今悲慘結局的深深無奈。
隨著劊子手的大刀落下，李斯的生命就此終結，鮮血濺滿了咸陽市集的土地。而他的家族也未能倖免，被夷滅三族。曾經顯赫一時的李氏家族，在瞬間灰飛煙滅，只留下一片淒涼。
李斯的悲慘結局對秦朝產生了重大影響。李斯是秦朝的重要支柱之一，他在秦國統一和秦朝建立過程中發揮了關鍵作用。他的死使得秦朝失去了一位有能力的政治家和決策者，朝廷內部的權力平衡被打破。趙高更加肆無忌憚地專權，秦朝的政治更加腐敗黑暗。百姓們對秦朝的統治更加失望和不滿，社會矛盾進一步激化，加速了秦朝的滅亡。
從歷史的角度來看，李斯的命運是一個悲劇。他雖然為秦朝的統一和發展做出了巨大貢獻，但他在權力的誘惑下，迷失了自我，參與了沙丘之變，與趙高同流合汙。他的行為違背了自己的政治理想和道德準則，最終自食惡果。他的故事也給後人敲響了警鐘，警示人們在追求權力和利益的過程中，要堅守道德底線，保持清醒的頭腦，否則必將陷入萬劫不復的深淵。李斯的結局成為了歷史長河中的一個深刻教訓，讓後人不斷反思權力、慾望與道德之間的關係。
八、歷史評價：功過是非與後世影響
1．歷史功績的肯定
·輔佐嬴政統一六國：李斯初入秦國後，憑藉自身才華得到呂不韋賞識，進而有機會接近秦王嬴政。他向嬴政提出“先滅韓，以恐他國”的戰略，精準地把握了當時的局勢。韓國實力較弱且地處要衝，先滅韓既能開啟東進大門，又能威懾其他諸侯國。同時，他建議派遣謀士攜帶金玉離間六國君臣關係，成功瓦解了六國聯盟，減少了秦國統一的阻力。在李斯的謀略和王翦等將領的軍事行動配合下，秦國抓住“萬世之一時”的良機，用十年時間結束了東周五百年的戰爭，完成了統一大業。
·推行政治制度改革：秦朝建立初期，李斯力主廢除分封制，推行郡縣制。他從歷史經驗出發，看到周朝分封制導致諸侯割據、天下大亂的弊端；從現實需求考慮，郡縣制能將地方權力集中於中央，加強中央對地方的管理和控制。郡縣制的推行加強了中央集權，消除了地方割據隱患，提高了行政效率，成為中國封建社會基本政治制度，延續兩千多年，為後世歷代王朝提供了重要政治借鑑，保障了國家的長期統一和穩定。
·促進文化統一：李斯提出“書同文”的舉措，以秦國文字為基礎，規範創造小篆體，並親自撰寫《倉頡篇》作為學習課本推廣。這一舉措促進了文化交流和傳播，使不同地區人們能順暢溝通，為國家統一奠定文化基礎，也有利於文化傳承和發展，讓經典文獻更準確儲存流傳。
·推動經濟統一：李斯積極推動統一度量衡和貨幣。他規範原秦國度量衡標準並推廣全國，製作標準器具，制定法律確保執行，使商品交易公平規範，促進國內貿易發展，也便於國家經濟管理和控制。在貨幣方面，廢除六國原有貨幣，統一使用半兩錢，消除貨幣流通障礙，促進商業繁榮，加強中央對經濟的控制，方便國家財政管理。
·力挽狂瀾留存人才：韓國“疲秦”之計敗露後，秦國下達逐客令。李斯寫下《諫逐客書》，從歷史和現實角度闡述客卿對秦國的重要貢獻及逐客危害。秦王嬴政被其說服，取消逐客令，為秦國保留大量人才，展示秦國廣納賢才的胸懷，吸引更多人才，穩定內部局勢，增強國家凝聚力，為秦國統一和發展奠定基礎。
2．過錯與爭議的探討
李斯一生雖功績卓著，但也存在諸多過錯和引發爭議的事件，這些行為對他的歷史評價產生了複雜的影響。
陷害韓非是李斯備受詬病的行為之一。韓非是法家思想的集大成者，與李斯師出同門。韓非才華出眾，其著作傳到秦國後，秦王嬴政對他極為讚賞，甚至為了得到韓非而發動對韓國的戰爭。然而，李斯出於嫉妒和自身利益的考慮，擔心韓非會威脅到自己在秦國的地位。於是，他在秦王面前詆譭韓非，稱韓非是韓國公子，終究會為韓國著想，不會真心為秦國效力。秦王聽信了李斯的話，將韓非下獄。李斯又趁機派人給韓非送去毒藥，逼迫他自殺。李斯的這一行為違背了基本的道德準則和同門情誼，是出於個人私利的狹隘之舉。他為了保住自己的權勢，不惜犧牲才華橫溢的韓非，這不僅是對人才的扼殺，也反映出他在權力面前的自私和殘忍。
參與“沙丘之變”是李斯的另一個重大過錯。秦始皇在沙丘宮駕崩後，趙高為了實現自己的野心，勸說李斯篡改遺詔，立胡亥為帝。李斯起初堅決反對，但在趙高的威逼利誘下，為了保住自己的權勢和地位，最終選擇了妥協。他與趙高、胡亥合謀，偽造遺詔，賜死扶蘇，囚禁蒙恬。這一行為改變了秦朝的命運走向。扶蘇為人寬厚仁義，素有賢名，若他即位，或許能夠實行較為寬鬆的政策，緩解社會矛盾，秦朝的統治可能會更加長久。而胡亥即位後，在趙高的慫恿下，繼續推行嚴刑峻法和繁重的賦稅徭役，導致民怨沸騰，社會矛盾激化，加速了秦朝的滅亡。李斯的這一抉擇雖然在短期內保住了自己的地位，但卻給國家和人民帶來了巨大的災難，他也因此成為了歷史的罪人。
“焚書坑儒”事件同樣引發了廣泛的爭議。李斯為了統一思想，加強中央集權，向秦始皇提出焚書的建議。秦始皇採納了這一建議，下令燒燬除秦國史書、醫藥、占卜、種樹等書籍外的其他各國史書和民間收藏的《詩》《書》等儒家經典。“坑儒”事件則是因為一些方士和儒生對秦朝的統治提出批評和質疑，秦始皇將四百六十多名儒生和方士活埋於咸陽。這一事件雖然在一定程度上加強了秦朝的思想統一和中央集權，但也造成了大量文化典籍的焚燬，給中國古代文化的傳承帶來了巨大的損失。許多珍貴的歷史資料和學術成果因此失傳，對中國文化的發展產生了嚴重的負面影響。同時，“坑儒”事件也引起了知識分子的強烈不滿和反抗，加劇了社會矛盾，不利於秦朝的長治久安。
李斯的這些過錯和引發爭議的事件，反映出他在權力和利益面前的妥協和迷失。他的行為雖然在一定程度上是出於維護秦朝統治的目的，但卻採取了極端和錯誤的方式，給國家和人民帶來了嚴重的後果。我們在評價李斯時，應該客觀地看待他的功過是非，既要肯定他為秦國統一和秦朝建立所做出的貢獻，也要批判他的過錯和不當行為。
3．對後世的深遠影響
李斯的思想、政策和行為對後世中國政治、文化、社會發展產生了極為深遠的影響，貫穿了整個中國歷史的發展程序。
在政治方面，李斯主張的郡縣制成為後世歷代王朝政治制度的基石。秦朝之後，儘管朝代更迭頻繁，但郡縣制始終是中央集權統治的重要形式。它有效地加強了中央對地方的控制，避免了地方割據勢力的形成，維護了國家的統一和穩定。例如，漢朝在初期實行郡國並行制，但後來隨著諸侯國勢力的膨脹，引發了“七國之亂”。漢武帝透過一系列措施削弱諸侯國勢力，進一步鞏固了郡縣制。此後，郡縣制不斷發展和完善，一直延續到清朝末年，為中國長期的政治統一和社會穩定奠定了堅實的基礎。
文化上，“書同文”的舉措促進了中華文化的傳承和發展。統一的文字使得不同地區的人們能夠進行有效的溝通和交流，加強了文化的傳播和融合。漢字作為中華文化的重要載體，在統一文字的基礎上不斷演變和發展，成為維繫中華民族的重要紐帶。無論是在學術研究、文學創作還是歷史記錄方面，統一的文字都發揮了不可替代的作用。例如，儒家經典、史書等文化典籍能夠在全國範圍內廣泛傳播，使得中華文化得以傳承和發揚。同時，文字的統一也為教育的普及和文化的繁榮提供了條件，培養了一代又一代的知識分子，推動了中國文化的不斷進步。
經濟領域，李斯統一度量衡和貨幣的政策對後世經濟發展產生了積極的影響。統一的度量衡標準使得商品交易更加公平、規範，促進了國內貿易的發展。在後世的經濟活動中，度量衡的統一一直是保障市場秩序和經濟穩定的重要因素。而統一貨幣則消除了貨幣流通的障礙，加強了中央對經濟的控制。圓形方孔的半兩錢成為後世貨幣的基本形制，一直沿用到清朝末年。這種貨幣形制設計合理，使用攜帶方便，有利於商品的流通和經濟的發展。
然而，李斯的一些行為也給後世帶來了警示。“焚書坑儒”事件雖然在一定程度上加強了思想統一，但也造成了文化的浩劫，許多珍貴的文化典籍因此失傳。這提醒後世統治者在進行思想控制時，要採取更加溫和、包容的方式，避免對文化造成不可挽回的損失。同時，李斯在權力面前的妥協和迷失，最終導致了自己的悲慘結局，也警示後人在追求權力和利益的過程中，要堅守道德底線，保持清醒的頭腦。
李斯對後世的影響是多方面的，既有積極的推動作用，也有負面的警示意義。他的思想、政策和行為在中國歷史的長河中留下了深刻的印記，值得我們深入研究和反思。
九、文化印記：文學與書法成就
1．《諫逐客書》的文學價值
《諫逐客書》作為古代散文的經典之作，具有極高的文學價值，其在語言風格、論證方法、修辭手法等方面都展現出獨特的魅力，並在古代散文史上佔據重要地位。
在語言風格上，《諫逐客書》氣勢磅礴，辭藻華麗。李斯運用了大量的排比句和對偶句，如“西取由余於戎，東得百里奚於宛，迎蹇叔於宋，來丕豹、公孫支於晉”，透過這種鋪陳排比，增強了文章的節奏感和氣勢，讀起來朗朗上口，具有強烈的感染力。同時，文章用詞精準，表意深刻，如“是以泰山不讓土壤，故能成其大；河海不擇細流，故能就其深；王者不卻眾庶，故能明其德”，以簡潔而有力的語言闡述了深刻的道理。
從論證方法來看，文章邏輯嚴密，論證充分。李斯先以秦國四位君主重用客卿而使國家強大的歷史事實為論據，採用歸納論證的方法，得出客卿對秦國有大功的結論，有力地反駁了“客卿有害”的觀點。接著，從現實角度出發，透過秦王對非秦產的珍寶、音樂、美女的喜愛與逐客行為的對比，進行類比論證，指出秦王逐客是重物輕人，不利於秦國統一天下。最後，闡述逐客將導致秦國“內自虛而外樹怨於諸侯”的危害，運用演繹論證，層層遞進，環環相扣，使文章的論證無懈可擊。
修辭手法的巧妙運用也是《諫逐客書》的一大亮點。文中運用了比喻的修辭手法，如“夫擊甕叩缶，彈箏搏髀，而歌呼嗚嗚快耳者，真秦之聲也；《鄭》《衛》《桑間》，《昭》《虞》《武》《象》者，異國之樂也。今棄擊甕叩缶而就《鄭》《衛》，退彈箏而取《昭》《虞》，若是者何也？快意當前，適觀而已矣”，將秦王對待音樂的選擇與對待人才的態度進行類比，生動形象地說明了秦王逐客的不合理。此外，還運用了誇張的手法，如“並國二十，遂霸西戎”“舉地千里，至今治強”等，突出了客卿對秦國發展的巨大貢獻，增強了文章的說服力。
《諫逐客書》在古代散文史上具有重要地位。它是先秦散文向漢代散文過渡的重要作品，繼承了先秦散文善於說理、氣勢充沛的特點，又開啟了漢代散文鋪陳排比、辭藻華麗的先河。其嚴謹的論證邏輯、多樣的修辭手法和獨特的語言風格，為後世散文創作提供了典範，對中國古代散文的發展產生了深遠的影響。
2．書法作品的藝術魅力
李斯不僅在政治上有著卓越成就，在書法領域也造詣頗深。他的書法作品，如《泰山刻石》《嶧山刻石》等，皆為中國書法史上的瑰寶，展現出獨特的風格與極高的藝術價值。
《泰山刻石》是秦始皇東巡泰山時所立，相傳為李斯所書。其書法風格嚴謹規整，筆畫粗細均勻，線條圓潤流暢，猶如玉箸，故有“玉箸篆”之稱。字型結構對稱均衡，疏密得當，給人一種端莊穩重之感。每一筆畫都力透紙背，剛勁有力，卻又不失柔和之美，體現出一種雍容大度、雄渾壯闊的氣象。這種風格的形成，與秦朝大一統的時代背景緊密相關，彰顯出秦朝的威嚴與強盛。
《嶧山刻石》同樣為李斯篆書的傑出代表。其筆畫婉轉流暢，起筆收筆皆藏鋒，線條富有彈性，極具韻律感。結構上，它講究上緊下松，重心偏高，使字型呈現出一種挺拔向上的姿態，給人以靈動之感。在筆法運用上，李斯熟練地運用中鋒行筆，使得筆畫圓潤飽滿，質感強烈。
與同時期的書法作品相比，李斯的篆書具有鮮明的獨特性。當時，各國文字形態各異，風格多樣，但大多保留著較為古樸、隨意的特點。而李斯的篆書則是在秦國文字基礎上進行的規範與統一，具有高度的標準化和規範化。相較於其他各國書法的自由奔放，李斯的作品更強調秩序與規整，這與秦朝統一六國後追求大一統的政治理念相契合。
從藝術價值來看，李斯的書法作品為後世篆書的發展奠定了堅實基礎。其嚴謹的結構、流暢的線條，成為後世書法家學習篆書的典範。許多書法家從他的作品中汲取營養，不斷探索篆書的藝術魅力。同時，這些刻石作品也是研究秦朝歷史、文化和政治的重要實物資料，具有極高的歷史價值。它們見證了秦朝的輝煌，承載著那個時代的精神風貌，讓後人得以透過書法這一藝術形式，領略秦朝的雄渾氣魄與文化底蘊。
3．文化傳承與影響
李斯的文學和書法成就，對後世文化傳承與發展影響深遠，在文化交流中也發揮了重要作用。
在文學方面，《諫逐客書》為後世散文創作樹立了典範。其嚴謹的邏輯論證，啟發後世文人在寫作議論文時注重結構的嚴密與條理，學會運用充分的論據支撐觀點。華麗且富有感染力的語言風格，為駢文的發展埋下伏筆，後世駢文注重對仗、用典、聲律，皆能從《諫逐客書》的排比、對偶及豐富辭藻運用中找到源頭。它還影響了文人的進諫傳統，讓臣子們明白在向君主建言時，需講究策略與文采，以增強說服力。
書法上，李斯的篆書成為後世學習的楷模。其規範統一的字型，為篆書發展指明方向，後世篆書大家如李陽冰等，皆受其影響，在繼承中不斷創新篆書藝術。在文化傳承中，李斯書法所承載的秦朝歷史文化資訊，成為後人研究秦朝政治、經濟、文化的重要依據。
在文化交流方面，李斯的文學與書法成就，成為中華文化對外傳播的重要內容。隨著絲綢之路的開闢及中外文化交流的加深，其作品所代表的中國古代文學與書法藝術，傳播到周邊國家和地區，讓世界領略到中華文化的博大精深。比如篆書藝術對東亞文化圈國家的文字演變和書法發展產生了一定影響，促進了不同文化間的相互借鑑與融合。總之，李斯的文學和書法成就，在文化傳承與交流中扮演著重要角色，推動了中華文化的發展與傳播。
十、啟示與思考：李斯人生的鏡鑑
1．個人奮鬥與時代機遇
李斯的一生，是個人奮鬥與時代機遇相互交織的生動寫照，深刻展現了個人在歷史發展中的作用和選擇。
從個人奮鬥角度看，李斯有著強烈的改變命運的決心和不懈的進取精神。早年擔任郡中小吏時，廁所和糧倉老鼠的不同境遇讓他深受觸動，從而立志追求更高的人生目標。他毅然辭去小吏職務，前往齊國蘭陵拜荀子為師，學習“帝王之術”。在求學過程中，他勤奮刻苦，深入鑽研學問，不僅掌握了治國理政的理論知識，還培養了敏銳的政治洞察力和卓越的分析能力。學成之後，他又果斷選擇前往秦國，開始了在秦國的政治生涯。在秦國，他憑藉自己的才華和謀略，從呂不韋的門客逐漸嶄露頭角，得到秦王嬴政的賞識，為秦國統一六國出謀劃策，在政治舞臺上發揮了重要作用。
而時代機遇也為李斯的個人奮鬥提供了廣闊的舞臺。戰國末年，各國紛爭不斷，社會處於大變革時期，秦國經過商鞅變法等一系列改革，國力日益強盛，成為最有實力統一六國的國家。秦國重視招攬各國人才，為有才能的人提供了施展才華的機會。李斯正是抓住了這個時代機遇，來到秦國，將自己的所學和抱負付諸實踐。韓國“疲秦”之計敗露後，秦國下達逐客令，李斯寫下《諫逐客書》，成功說服秦王取消逐客令，這不僅為秦國保留了大量人才，也讓他自己得到了秦王的進一步重用，為他在秦國的政治生涯奠定了更堅實的基礎。
個人在歷史發展中既受時代機遇的影響，又能透過自身的選擇和行動影響歷史程序。李斯在秦國統一六國的過程中，提出了一系列重要的戰略和政策，如“先滅韓，以恐他國”、離間六國君臣等，為秦國的統一做出了巨大貢獻。然而，在秦始皇駕崩後的沙丘之變中，他為了個人的權勢和地位，選擇與趙高合謀，篡改遺詔，立胡亥為帝，這一選擇改變了秦朝的命運走向，加速了秦朝的滅亡。
李斯的人生經歷告訴我們，個人奮鬥與時代機遇相輔相成。時代機遇為個人提供了發展的平臺和可能，而個人的奮鬥和選擇則決定了能否抓住機遇，以及如何利用機遇影響歷史。在歷史發展的長河中，個人應該順應時代潮流，積極奮鬥，同時在面臨重大選擇時，要堅守道德和原則，做出正確的決策，才能在歷史的舞臺上留下積極的印記。
2．權力與慾望的陷阱
李斯在權力巔峰時陷入慾望陷阱，原因是多方面的。一方面，長期身處高位，權力帶來的榮耀與利益使他逐漸迷失。他從一個郡中小吏奮鬥成為秦朝丞相，位極人臣，權力賦予他的尊崇與掌控力，讓他對權力和與之相伴的榮華富貴產生了極度依賴。例如，在他權勢最盛時，家中設宴，文武百官紛紛祝賀，這種眾星捧月的場景進一步膨脹了他的慾望。
另一方面，當時的政治環境也起到了推波助瀾的作用。秦朝宮廷權力鬥爭激烈，趙高為攬權不擇手段，李斯身處其中，為保住地位，不得不捲入權力角逐，在與趙高的博弈中，他的慾望被不斷激發。同時，秦始皇的統治風格強調集權，李斯在執行過程中，也不自覺地將權力緊握手中，慾望隨之不斷擴張。
李斯陷入慾望陷阱的教訓深刻。他為保權勢，參與沙丘之變，篡改遺詔，這一行為不僅違背道德，更將秦朝推向覆滅深淵，自己也最終落得腰斬滅族的悲慘下場。這警示人們，過度追求權力與慾望，會使人喪失原則和底線，陷入萬劫不復之地。
正確對待權力和慾望，首先要保持清醒的頭腦，認識到權力是一把雙刃劍，既能帶來成就，也可能讓人迷失。要將權力視為一種責任，運用權力為國家、社會和人民謀福祉，而非滿足個人私慾。其次，需堅守道德和法律底線，任何時候都不能為了權力和慾望突破這些準則。再者，要懂得知足，不被無止境的慾望所驅使，珍惜已有的成就和生活，避免因過度貪婪而陷入困境。只有這樣，才能在權力的舞臺上善始善終，實現真正的人生價值。
李斯作為中國歷史上極具影響力的人物，其複雜性和多面性值得深入探討。他既是一位才華橫溢、極具政治遠見的政治家，又是在權力漩渦中迷失自我、做出錯誤抉擇的悲劇人物。
從積極方面看，李斯展現出卓越的政治才能與戰略眼光。他輔佐嬴政統一六國，提出並實施一系列戰略，為秦國統一立下汗馬功勞。秦朝建立後，力推郡縣制，統一文字、度量衡和貨幣，這些舉措對中國歷史發展影響深遠，促進了國家統一、文化交流與經濟發展。此外，他的文學與書法成就也頗為突出，《諫逐客書》展現出高超的文學水準，其書法作品更是為後世楷模。
然而，李斯也有諸多為人詬病之處。他嫉妒同門韓非的才華，將其陷害致死，此舉盡顯心胸狹隘。在秦始皇駕崩後，他為保權勢，與趙高合謀篡改遺詔，立胡亥為帝，這一行為不僅違背道德，更使秦朝陷入混亂，加速了秦朝的滅亡。“焚書坑儒”雖有統一思想的目的，但手段極端，對中國文化造成巨大破壞。
評價李斯這樣的歷史人物，需秉持全面、客觀、辯證的態度。既要肯定他在推動歷史進步方面的貢獻，也要批判其道德缺失與錯誤決策。這啟示我們，看待歷史人物不能片面，要綜合考量其所處時代背景、個人行為動機及產生的歷史影響，如此才能更準確地還原歷史真相，從歷史中汲取經驗教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