秦始皇嬴政：千古一帝的傳奇人生與功過評說

一、嬴政的早年經歷與崛起之路

1．出生與童年

嬴政出生於戰國七雄連年征戰的時代，彼時趙國與秦國結盟，他的父親子楚並非長子，又不受寵愛，無奈作為質子被送往趙國。在趙國，子楚的生活並不如意，質子的身份使他備受冷落與監視。

秦昭襄王五十六年（公元前251年），嬴政出生於趙國邯鄲。當時秦趙兩國關係微妙，長平之戰爆發，秦軍坑殺四十萬趙軍，趙國上下對秦國恨之入骨。嬴政和母親趙姬作為秦國人質，生活陷入絕境，時刻面臨著生命危險。他們在趙國的日子困苦不堪，缺衣少食，還要躲避趙人的迫害。

呂不韋的出現改變了他們的命運。呂不韋是個精明的商人，他認為子楚“奇貨可居”，於是決定在子楚身上進行政治投資。呂不韋不僅給予子楚物質上的支援，還為他出謀劃策，幫助他在秦國的宮廷中嶄露頭角。嬴政的童年雖困苦，但呂不韋的介入為他日後的崛起埋下了伏筆。

2．歸國與繼承王位

在呂不韋的精心運作下，子楚的地位逐漸提升。呂不韋設法讓子楚結識了安國君最寵愛的華陽夫人，併成功讓華陽夫人收子楚為養子。公元前250年，秦孝文王（即安國君）去世，子楚順利繼承王位，史稱秦莊襄王。隨後，嬴政和母親趙姬也在呂不韋的幫助下回到了秦國。

然而，秦莊襄王在位時間不長，公元前247年，秦莊襄王駕崩。年僅13歲的嬴政登上秦王寶座。由於嬴政年幼，無法親政，朝政大權便落入了丞相呂不韋手中。呂不韋被尊為“仲父”，權傾朝野。他繼續推行自己的政治主張，擴大秦國的勢力範圍。在這一時期，秦國的政治、經濟和軍事都有了一定的發展，但嬴政卻只能在一旁默默觀察，等待親政的時機。

3．剷除權臣親政

隨著嬴政逐漸長大，他對權力的渴望愈發強烈，而嫪毐和呂不韋這兩大權臣成為他親政路上的絆腳石。

嫪毐本是呂不韋的門客，後被呂不韋送到太后趙姬身邊。嫪毐憑藉太后的寵愛，權勢日盛，甚至被封為長信侯，擁有自己的領地和勢力。他囂張跋扈，結黨營私，妄圖在嬴政親政後繼續把持朝政。公元前238年，嬴政前往雍城舉行冠禮，嫪毐趁機發動叛亂，企圖奪取政權。嬴政早有防備，果斷下令昌平君、昌文君率軍平叛。嫪毐的叛軍不堪一擊，很快被擊敗，嫪毐本人也被擒獲，最終被車裂而死。

呂不韋與嫪毐關係密切，且在朝中勢力龐大。嬴政在剷除嫪毐後，順勢將矛頭指向呂不韋。公元前237年，嬴政免去呂不韋的丞相之職，將他逐出咸陽，前往河南封地。呂不韋雖到了封地，但仍與各國諸侯來往密切，嬴政擔心他會謀反，於是寫信斥責他，並命他全家遷往蜀地。呂不韋自知大勢已去，最終飲鴆自盡。

嬴政透過果斷的決策和周密的部署，成功剷除了嫪毐和呂不韋兩大勢力，實現了親政，將秦國的大權牢牢掌握在自己手中，展現出了卓越的果敢與謀略。

二、統一六國的征程與戰略

1．統一六國的戰略規劃

嬴政親政後，將統一六國提上了日程。他採用了“遠交近攻，逐個擊破”的戰略方針，這一策略為秦國的統一大業指明瞭方向。

“遠交近攻”由范雎提出，嬴政將其靈活運用到統一戰爭中。該戰略旨在先與遠方的國家交好，集中力量攻打鄰國，避免樹敵過多，減少統一過程中的阻力。如此一來，秦國能夠逐步蠶食周邊國家，擴大自身勢力範圍，待時機成熟，再對遠方國家發起進攻。

在這一戰略的制定和實施過程中，李斯、尉繚等謀士發揮了重要作用。李斯原是楚國小吏，後入秦為嬴政出謀劃策。他向嬴政分析了天下大勢，指出秦國已具備統一六國的實力，應抓住時機，果斷行動。他還建議嬴政採用離間計，破壞六國之間的聯盟，為軍事進攻創造有利條件。

尉繚是戰國時期著名的軍事家，他來到秦國後，得到嬴政的重用。尉繚為嬴政制定了具體的軍事戰略，建議嬴政用重金賄賂六國權臣，擾亂其決策，削弱其國力。嬴政採納了尉繚的建議，在統一戰爭中取得了顯著成效。

在李斯、尉繚等謀士的輔佐下，嬴政的“遠交近攻，逐個擊破”戰略得以順利實施，為秦國統一六國奠定了堅實的基礎。

2．滅六國的具體過程

嬴政在“遠交近攻，逐個擊破”戰略的指引下，開啟了波瀾壯闊的統一六國征程。

公元前230年，秦國率先對韓國出手。韓國是六國中實力最弱的國家，且地理位置靠近秦國。秦國派內史騰率軍攻韓，一舉攻克韓都新鄭，俘虜韓王安，韓國滅亡。

公元前229年，秦國將目標轉向趙國。趙國曾是軍事強國，有一定的抵抗能力。秦國利用趙國發生大地震和大饑荒的時機，派王翦率領大軍進攻趙國。趙國派李牧、司馬尚率軍抵禦，李牧是趙國名將，多次擊敗秦軍。秦國使用反間計，使趙王遷殺死李牧。失去李牧的趙國軍隊戰鬥力大減，公元前228年，秦軍攻破邯鄲，趙王遷被俘，趙國滅亡。不過，趙國公子嘉逃到代地，自立為代王，繼續抗秦。

公元前225年，秦國攻打魏國。秦軍包圍魏都大梁，引黃河水灌城。三個月後，大梁城城牆崩塌，魏王假出降，魏國滅亡。

公元前224年，秦國進攻楚國。起初，嬴政派李信和蒙恬率領二十萬大軍攻楚，結果被楚軍擊敗。嬴政隨後啟用老將王翦，王翦率領六十萬大軍出征。他採取堅守不出的策略，消耗楚軍的銳氣。待楚軍疲憊後，秦軍發起進攻，大敗楚軍，殺死楚將項燕。公元前223年，秦軍攻入楚都壽春，俘虜楚王負芻，楚國滅亡。

燕國為了挽救危局，上演了一場驚心動魄的“荊軻刺秦”。公元前227年，燕國太子丹派荊軻攜帶樊於期的首級和燕國督亢的地圖前往秦國刺殺嬴政。荊軻在咸陽宮向嬴政獻上地圖時，圖窮匕見，但最終行刺失敗。嬴政大怒，立即派王翦、辛勝率軍進攻燕國。公元前226年，秦軍攻佔燕都薊城，燕王喜和太子丹逃往遼東。公元前222年，秦軍在遼東俘虜燕王喜，燕國滅亡。

公元前221年，秦國最後一個目標指向齊國。齊國長期奉行“事秦謹”的政策，不修戰備。秦國在滅五國後，派王賁率軍從燕國南部進攻齊國。齊王建不戰而降，齊國滅亡。

至此，嬴政歷經十年，完成了統一六國的大業，建立了中國歷史上第一個大一統王朝——秦朝。

3．統一六國的歷史意義

嬴政統一六國，在中國歷史發展程序中具有不可估量的重大意義。

政治上，結束了春秋戰國以來長期的諸侯割據混戰局面，實現了國家的政治統一。此前，各國紛爭不斷，百姓生活苦不堪言。統一後，嬴政建立起中央集權制度，設立皇帝制度、三公九卿制和郡縣制，加強了中央對地方的控制，為後世兩千多年的政治制度奠定了基本格局，使中國進入了大一統時代。

經濟上，統一貨幣和度量衡，消除了各國之間的貿易壁壘，促進了經濟交流和發展。統一的貨幣方便了商品交換，統一的度量衡保證了交易的公平公正，有利於商業的繁榮和經濟的穩定增長。同時，交通的改善和基礎設施的建設，也為經濟的發展提供了有力支援。

文化上，統一文字，推廣小篆，促進了文化的傳承和民族融合。文字的統一使得不同地區的人們能夠更好地交流和溝通，有利於文化的傳播和發展。各種思想和學術流派在統一的環境中相互碰撞、融合，為中華文化的繁榮奠定了基礎。

軍事上，統一六國增強了國家的軍事力量，有利於邊疆的穩定和安全。嬴政派蒙恬北擊匈奴，修築長城，抵禦了北方遊牧民族的侵擾；南征百越，開發南疆，擴大了中國的版圖。

總之，嬴政統一六國是中國歷史上的一個重要里程碑，對中國歷史的發展產生了深遠的影響。

三、建立帝制與中央集權制度

1．皇帝制度的創立

嬴政完成統一六國的大業後，認為過去“皇”“帝”“王”等稱號都不足以彰顯自己的豐功偉績和崇高地位，於是決定創立全新的稱號。

公元前221年，嬴政召集丞相王綰、御史大夫馮劫、廷尉李斯等大臣商議帝號。大臣們認為嬴政“德兼三皇，功過五帝”，建議採用“泰皇”作為尊號，嬴政卻覺得“泰皇”不夠獨特，他取“三皇”之“皇”、“五帝”之“帝”，創造出“皇帝”這一嶄新的頭銜，並自稱“始皇帝”，希望後世以數計，二世、三世直至萬世，傳之無窮。

皇帝制度的確立，標誌著嬴政至高無上地位的形成。從此，皇帝擁有國家的最高權力，集政治、經濟、軍事等大權於一身，成為封建國家的核心和主宰。這一制度的創立，是中國政治制度史上的重大變革，對後世封建王朝產生了深遠影響。

2．三公九卿制的設立

為了加強中央集權統治，嬴政在中央設立了三公九卿制。三公指丞相、太尉和御史大夫。丞相是百官之長，協助皇帝處理全國政務；太尉掌管軍事，但秦朝太尉一職常虛設，軍權實際掌握在皇帝手中；御史大夫負責監察百官，同時掌管圖籍章奏，相當於副丞相。

九卿則是具體掌管各方面事務的官員，如奉常掌管宗廟禮儀，郎中令負責宮廷警衛，衛尉掌管宮門屯衛，太僕管理宮廷車馬，廷尉負責司法審判，典客掌管民族事務和外交，宗正管理皇族事務，治粟內史掌管租稅錢穀和財政收支，少府掌管專供皇室需用的山海池澤之稅。

三公九卿制分工明確，相互配合又相互牽制。三公九卿直接對皇帝負責，這一制度既保證了皇帝對國家事務的絕對控制權，加強了皇權，又透過明確的職責分工提高了行政效率，使得國家各項事務能夠有序開展，為秦朝的穩定統治奠定了堅實的政治基礎。

3．郡縣制的推行

嬴政統一六國後，面臨著如何有效治理廣袤疆土的難題，廢除分封制、推行郡縣制成為必然選擇。

在分封制下，諸侯擁有較大的自主權，容易形成地方割據勢力，導致國家分裂。周朝的分封制使得諸侯林立，春秋戰國時期的諸侯混戰便是分封制弊端的體現。嬴政深知分封制的危害，為避免重蹈覆轍，決定廢除分封制，推行郡縣制。

公元前221年，嬴政在朝廷上與大臣們就是否實行分封制展開激烈討論。丞相王綰等認為，六國剛滅，燕、齊、楚等地距離咸陽遙遠，不實行分封難以有效統治，建議封皇子們到各地為王。廷尉李斯則堅決反對，他指出周朝分封諸侯後，諸侯之間相互攻伐，周天子無法制止。如今天下統一，應實行郡縣制，由中央直接管理地方。嬴政採納了李斯的建議，在全國範圍內推行郡縣制。

郡縣制下，郡是地方最高行政機構，設郡守、郡尉、監御史等官職，分別掌管行政、軍事和監察。郡下設縣，縣有縣令或縣長，負責一縣的政務。郡縣的主要官員都由皇帝直接任免，不得世襲。

郡縣制的推行，加強了中央對地方的控制，消除了地方割據的隱患，有利於國家的統一和穩定。地方官員由中央任命，必須嚴格執行中央的政令，使得中央的決策能夠迅速傳達和貫徹到地方。同時，郡縣制也促進了經濟文化的交流和發展，為秦朝的繁榮奠定了基礎。

四、經濟與文化的統一舉措

1．統一貨幣與度量衡

戰國時期，各國貨幣和度量衡標準不一，給經濟交流帶來極大不便。嬴政統一六國後，立即著手解決這一問題。

在貨幣方面，嬴政下令廢除六國舊幣，統一使用半兩錢。半兩錢形制為圓形方孔，每枚重量為半兩，即十二銖。這種貨幣設計合理，便於攜帶和使用，成為中國古代貨幣的基本形制，沿用了兩千多年。

度量衡的統一同樣意義重大。嬴政規定了長度、容量和重量的標準單位。長度以寸、尺、丈為單位，1丈=10尺，1尺=10寸；容量以斛、鬥、升為單位，1斛=10鬥，1鬥=10升；重量以銖、兩、斤為單位，1斤=16兩，1兩=24銖。為確保標準的統一和執行，秦朝還製作了標準的度量衡器具，分發到全國各地，並定期進行檢查和校準。

統一貨幣和度量衡，消除了經濟交流中的障礙，促進了商品交換和貿易的發展。各地的物資能夠更加順暢地流通，商業活動更加繁榮。同時，也有利於國家對經濟的管理和控制，為秦朝的經濟穩定和發展奠定了基礎。

2．統一文字

戰國時期，各國文字差異極大，這嚴重阻礙了文化交流和國家治理。嬴政統一六國後，敏銳地意識到文字統一的重要性，遂下令推行“書同文”政策。

丞相李斯等人負責文字整理和規範工作，他們以秦國的大篆為基礎，簡化字形，創造出小篆作為全國統一的標準文字。隨後，官方透過頒佈法令、製作標準字樣等方式，在全國範圍內大力推廣小篆。

統一文字意義深遠。文化傳承上，它為中華文化的延續和發展奠定了堅實基礎，使不同時代、不同地區的人們能夠跨越時空進行思想交流，眾多經典文獻得以準確傳承。民族融合方面，消除了各地區因文字差異產生的交流障礙，增強了民族認同感和凝聚力，促進了各民族之間的文化交流與融合。從此，中華民族在文化上更加緊密地聯絡在一起。

3．文化政策與影響

嬴政統一六國後，為加強思想控制，採取了一系列文化政策，其中“焚書坑儒”事件影響深遠。

公元前213年，博士淳于越主張恢復分封制，認為不遵循古代制度難以長久。丞相李斯則反駁，指出時代不同，治理方法應隨之改變。他認為儒生以古非今，擾亂民心，建議焚燒除《秦記》以外的列國史記，以及私藏的《詩》《書》百家語，只保留醫藥、卜筮、種樹之書。嬴政採納了李斯的建議，下令焚書，大量珍貴的文化典籍因此被毀。

公元前212年，方士盧生、侯生等為嬴政求仙藥不得，還誹謗皇帝。嬴政大怒，下令追查，將四百六十餘名儒生方士坑殺於咸陽。

“焚書坑儒”在一定程度上加強了思想控制，鞏固了秦朝的統治。但從思想文化發展的角度看，其弊端明顯。焚書使大量先秦文獻失傳，造成了文化傳承的巨大損失；坑儒則打壓了知識分子，鉗制了思想的自由發展，阻礙了學術的進步。這一事件也引發了社會的不滿和反感，加劇了秦朝的社會矛盾，成為秦朝迅速滅亡的一個重要因素。

五、軍事建設與邊疆拓展

1．北擊匈奴與修築長城

秦朝統一六國後，北方的匈奴成為邊疆的一大威脅。匈奴時常南下侵擾，掠奪財物和人口，嚴重影響邊疆地區百姓的生活和安全。嬴政果斷決策，派大將蒙恬率領三十萬大軍北擊匈奴。

公元前215年，蒙恬率軍出征，與匈奴展開激烈戰鬥。秦軍憑藉強大的戰鬥力和先進的軍事裝備，迅速擊敗匈奴，收復了河南地（今內蒙古河套南伊克昭盟一帶），並將匈奴趕到陰山以北。此役極大地打擊了匈奴的囂張氣焰，保障了邊疆地區的穩定。

為了鞏固北擊匈奴的成果，防禦匈奴再次南下，嬴政下令修築長城。長城的修建始於戰國時期，嬴政將秦、趙、燕三國的舊長城連線起來，並加以增修擴建。蒙恬負責長城的修築工程，他帶領士兵和百姓，歷經多年艱辛，終於建成了西起臨洮（今甘肅岷縣），東至遼東的萬里長城。

長城在軍事防禦和邊疆穩定方面意義重大。它猶如一道堅固的屏障，有效地阻擋了匈奴的騎兵進攻，減少了邊疆地區的軍事壓力。同時，長城的修建也促進了邊疆地區的經濟發展和民族融合，為中原地區的繁榮穩定提供了有力保障。

2．南征百越與靈渠修建

嬴政統一六國後，將目光投向了南方的百越地區。百越之地廣袤，民族眾多，但尚未完全納入中原王朝的統治。公元前219年，嬴政派屠睢率領五十萬大軍分五路進攻百越。然而，百越地區地形複雜，氣候溼熱，且當地部落頑強抵抗，秦軍初期進展並不順利，還遭遇了重大挫折，屠睢戰死。

為了解決秦軍的後勤補給問題，嬴政下令開鑿靈渠。公元前214年，史祿主持修建靈渠，他巧妙地利用地形，溝通了湘江和灕江，使長江水系和珠江水系連線起來。靈渠的建成，保障了秦軍的物資運輸，為再次南征創造了條件。同年，嬴政再次發兵，終於征服了百越，設定了桂林、象郡、南海三郡。

南征百越和靈渠修建意義非凡。它促進了南方邊疆的開發，中原先進的生產技術和文化得以傳播到百越地區。同時，加強了民族融合，使百越民族逐漸融入中華民族大家庭，為中國多民族國家的形成和發展奠定了基礎。

3．軍事制度與軍隊建設

嬴政時期的軍事制度和軍隊建設獨具特色，為秦國統一六國及鞏固統治發揮了重要作用。

軍功爵制是秦國軍事制度的核心。該制度打破了傳統的貴族世襲制，不論出身貴賤，士兵只要在戰場上立下戰功，就能獲得相應的爵位和賞賜。爵位分為二十級，從低到高依次遞增，每一級都對應著不同的政治、經濟待遇。例如，獲得爵位者可以得到土地、房屋、奴隸等賞賜，還能享有一定的社會地位和特權。這一制度極大地激發了士兵的戰鬥積極性，使他們在戰場上奮勇殺敵，為了獲取更高的爵位和榮譽而拼搏。

在軍隊編制方面，秦軍有著嚴格的組織體系。軍隊分為中央軍和地方軍，中央軍是秦軍的精銳力量，負責保衛京城和皇帝的安全，同時也是對外作戰的主力；地方軍則負責維持地方治安和防禦任務。秦軍的兵種主要有步兵、騎兵、車兵和水兵，各兵種之間相互配合，形成了強大的戰鬥力。步兵是秦軍的主要兵種，他們裝備精良，訓練有素；騎兵則具有機動性強的特點，能夠在戰場上迅速穿插、迂迴；車兵在戰爭初期發揮了重要作用，後來隨著戰爭形式的變化逐漸減少；水兵則主要用於南方的水戰和運輸。

此外，嬴政還注重軍隊的訓練和裝備。秦軍有著嚴格的訓練制度，士兵們需要經過長時間的訓練才能上戰場。同時，秦國的兵器製造技術也非常先進，能夠生產出鋒利的刀劍、強弩等武器，為軍隊提供了有力的裝備保障。

軍功爵制、合理的軍隊編制、嚴格的訓練和先進的裝備，共同提升了秦軍的戰鬥力，使秦國在戰國時期的軍事競爭中脫穎而出，為嬴政統一六國和鞏固統治奠定了堅實的基礎。

六、嬴政的晚年與秦朝的興衰

1．巡遊求仙與追求長生

嬴政晚年，對長生不老的渴望愈發強烈，為此多次巡遊各地，尋求仙藥。公元前219年，他東巡至泰山封禪，之後沿海岸線巡遊，在琅琊停留三月，期間聽聞齊人徐福說海中有蓬萊、方丈、瀛洲三座仙山，便派徐福率數千童男童女入海求仙。此後，嬴政又多次巡遊，足跡遍佈大江南北。

這些巡遊求仙活動耗費巨大。每次巡遊，嬴政都帶著龐大的隊伍，所到之處，需大量物資供應，地方官府為滿足其需求，加重了百姓的負擔。求仙過程中，大量人力、物力被投入，如徐福出海求仙，準備船隻、物資等花費無數。

這一系列行為不僅使國家財政支出劇增，也引發了社會的不穩定。百姓不堪重負，民怨漸起，社會矛盾加劇，為秦朝的統治埋下了隱患。

2．大興土木與民怨沸騰

嬴政在位期間大興土木，給百姓帶來了沉重的負擔。阿房宮規模宏大，極其奢華，據記載“蜀山兀，阿房出”，為修建它大量砍伐蜀地樹木，耗費了巨大的人力、物力和財力。驪山陵墓工程浩大，從嬴政即位之初就開始修建，內部結構複雜，陪葬品豐富，兵馬俑只是眾多陪葬坑中的一部分，就已令人歎為觀止。

這些工程的修建，使大量百姓被徵發去服勞役，導致農田荒蕪，百姓生活困苦不堪。為了完成工程進度，官府對百姓的監管極為嚴苛，稍有懈怠便會遭受嚴厲懲罰。百姓們在繁重的勞役和殘酷的壓迫下，民怨沸騰。

民怨的積累使得社會矛盾日益尖銳，百姓對秦朝的統治失去了信心和支援。這為秦朝的滅亡埋下了伏筆，當陳勝、吳廣揭竿而起時，天下響應，秦朝的統治迅速土崩瓦解。

3．沙丘病逝與秦朝變局

公元前210年，嬴政開始了他人生中的最後一次巡遊。此次巡遊，他帶著左丞相李斯、中車府令趙高以及幼子胡亥一同出行。在巡遊途中，嬴政突然患病，病情日益加重。當行至沙丘平臺（今河北廣宗西北）時，嬴政自知大限將至，便命趙高起草詔書，讓長子扶蘇將兵權交給蒙恬，速回咸陽主持喪事並繼承皇位。

然而，心懷叵測的趙高卻另有打算。扶蘇與蒙恬關係密切，且扶蘇為人正直，若他即位，趙高恐難保住自己的權勢。於是，趙高說服胡亥，又威逼利誘李斯，三人合謀篡改遺詔，賜死扶蘇，改立胡亥為帝。

扶蘇接到假詔後，悲憤交加，未做過多思考便自殺身亡。蒙恬對詔書心存疑慮，不肯自殺，被囚禁起來，最終也被迫害致死。胡亥順利登上皇位，即秦二世。

這一事件對秦朝政治局勢產生了深遠影響。胡亥昏庸無能，在趙高的操縱下，實行更加殘暴的統治，大肆誅殺宗室和大臣，進一步激化了社會矛盾。秦朝的統治陷入了更加混亂和黑暗的境地，百姓的反抗情緒日益高漲。不久後，陳勝、吳廣發動起義，各地紛紛響應，秦朝的統治搖搖欲墜，最終走向了滅亡。

七、對秦始皇嬴政的評價與爭議

1．正面評價與功績肯定

嬴政作為中國歷史上極具影響力的人物，其功績對中國歷史發展產生了深遠影響。

統一六國是嬴政最為突出的功績之一。他憑藉卓越的戰略眼光和軍事才能，採用“遠交近攻，逐個擊破”的戰略，歷經十年完成統一大業，結束了春秋戰國以來長期的諸侯割據混戰局面，實現了國家的政治統一，為中國歷史進入大一統時代奠定了基礎。

建立帝制與中央集權制度是嬴政的又一偉大創舉。他創立皇帝制度，自稱“始皇帝”，確立了至高無上的皇權。三公九卿制和郡縣制的推行，加強了中央對地方的控制，提高了行政效率，為後世兩千多年的政治制度奠定了基本格局。

在經濟與文化方面，嬴政統一貨幣、度量衡和文字，促進了經濟交流和文化傳承。統一貨幣消除了貿易壁壘，方便了商品交換；統一度量衡保證了交易的公平公正；統一文字則促進了文化的傳播和民族融合，使不同地區的人們能夠更好地交流和溝通。

此外，嬴政北擊匈奴、修築長城，南征百越、開發南疆，擴大了中國的版圖，保障了邊疆地區的穩定和安全。他的這些功績，對中國歷史的發展產生了不可磨滅的影響，使他當之無愧地被譽為“千古一帝”。

2．負面評價與過失批判

嬴政雖有諸多功績，但他的過失也給社會和文化帶來了巨大破壞。

焚書坑儒是嬴政文化政策上的重大失誤。公元前213年，他採納李斯建議焚燒列國史記、《詩》《書》百家語，次年又坑殺四百六十餘名儒生方士。這一舉措使大量先秦文獻失傳，造成文化傳承的巨大損失，嚴重阻礙了學術的發展，打壓了知識分子，鉗制了思想自由，引發社會不滿，加劇了秦朝的社會矛盾。

嚴刑峻法是嬴政統治的一大弊端。秦朝法律嚴苛，百姓動輒觸犯法律，遭受殘酷刑罰。如連坐法使一人犯罪，親屬、鄰里都受牽連，導致社會人人自危，百姓生活在恐懼之中，嚴重影響了社會的和諧與穩定。

濫用民力更是讓百姓苦不堪言。嬴政大興土木，修建阿房宮、驪山陵墓、長城等浩大工程，徵發大量百姓服勞役，致使農田荒蕪，百姓生活困苦。繁重的勞役和殘酷的壓迫使民怨沸騰，社會矛盾日益尖銳，為秦朝的滅亡埋下了禍根。

3．綜合評價與歷史定位

評價秦始皇嬴政，需全面考量其功過。他統一六國，建立帝制與中央集權制度，統一貨幣、度量衡和文字，北擊匈奴、南征百越，為中國歷史發展做出了不可磨滅的貢獻，推動中國進入大一統時代，奠定了兩千多年政治制度的基本格局。然而，他也有焚書坑儒、嚴刑峻法、濫用民力等過失，給社會和文化帶來巨大破壞。總體而言，嬴政是一位極具影響力的歷史人物，雖有過錯，但功績更為顯著，在中國歷史上佔據著舉足輕重的地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