萬達在黨建方面的積極態勢不容置疑，而作為全國政協委員的王健林，也與很多隻知舉手贊成的社會名流或企業家不同，他恰如其分地發揮著自己的個性，利用他的公眾名聲，在有限的政治空間裡發揮著無形的影響力。

王健林曾在2012年的兩會上直言，自己在前一年兩會上提交的一份提案非但沒有透過，反而被財政部敷衍了事。

這件事，直到現在仍然被很多跑兩會的記者津津樂道。

事情經過大致是這樣的：2011年的****上，王健林提交了一份建議減少奢侈品進口關稅的提案，且為了保證提案的權威性和事實性，他個人出資過百萬元聘請尼爾森公司在境外進行調查，收集統計了中國奢侈品消費的資料。

這份提案建議稅務總局、海關總署在商務部的帶動下，聯合出臺政策，以減少奢侈品進口關稅，將日益擴大的中國奢侈品消費群重新吸引回國內，增快中國經濟轉變的速度。

當然，此提案也並非石沉大海、毫無音訊，王健林曾透露，這份提案受到一些領導的認同和支援，“遺憾的是，這個建議未能落實”。

在2012年兩會後，相關部委也專程發函對他在國家財政問題上的關注表示感謝，但之後表示，“關稅並不是奢侈品價格高的原因，經過測算，關稅成本平均只佔零售價格的2%左右.”

“他們是在糊弄我.”

王健林如此形容看完覆文後的心情，“我是很認真地準備這份提案，若是能夠降低奢侈品進口稅，把中國人海外購物的部分需求引回國內，對於擴大消費、增加就業都是有益的.”

組織機構在下發每一份提案的同時，為保證充分解讀提案以及充分重視每位委員的建議，都附有一份批覆處理的反饋，分為“相當滿意、基本滿意、不滿意、很不滿意”，王健林二話不說，在“很不滿意”一欄畫上了勾。

這件事的後續是，財政部方面最終站出來針對此事給出瞭解釋，但是王健林並沒有表現出對“解釋”的滿意。

實際上，政協委員的建言、提案的質量與行政機構的回覆和誠意，類似交鋒在近年來的兩會上已經成為熱點現象。

雖然對兩會提案的結果並不滿意，但是王健林仍一如既往地積極履行著參政議政的角色。

在“炮轟”財政部的2012年兩會上，王健林給出的提案則是《對首次置業和首次改善型置業貸款恢復7折優惠利率》。

“促進房價合理迴歸”是政府當年調控的新口號。

不過，王健林認為，“即使全國房價平均下降20%左右，老百姓也得不到什麼好處”。

因為降價的同時，在國家對房地產行業實行宏觀調控的大背景下，各家銀行先後取消了首套房貸利率可享受7折優惠的政策，這樣非但沒有減輕購房者的負擔，反而讓一部分人的購房道路更加坎坷。

在王健林看來，在這一輪涉及政府、房地產商、購房者、銀行幾方利益的宏觀調控中，除了銀行笑到了最後，其他各方均未得利。

王健林並沒有直接表達對房地產調控政策的異議，而是在認同的前提下，希望銀行能恢復置業貸款的優惠利率，刺激中產階層的住房消費，讓購房者得到更多實惠，活躍房地產市場。

此足見王健林對政府導向和大眾意圖有著極為敏感和正確的感知。

而在王健林還沒有獲得首富稱號之前，其實就已經提交了幾份頗有分量的提案。

2008年，在全國第十一屆一次***議上，王健林提交了一份名為《關於建立全國性政策性中小企業銀行》的提案，這一提案受到了希望推動金融體制改革的學界的重視。

3年之後的兩會上，王健林又提交了《緊縮政策下更要保護中小企業的金融需求》的提案，在貨幣緊縮形勢下，呼籲有關部門採取有效措施解決中小型企業融資難的問題，避免金融緊縮政策再次傷及這些企業，保護中小企業的生存發展。

兩會過後，工信部副部長蘇波在一次會議上表示：“工信部將在中小企業集聚的區域建立、充實和完善公共服務平臺……鼓勵中小企業融資性擔保機構的發展，重點推進省級中小企業融資性再擔保機構和擔保基金的設立，健全多層次中小企業信用擔保體系，多途徑、多渠道緩解中小企業擔保難、融資難的問題.”

但令人遺憾的是，王健林長期的奔走相告並沒有解決中小企業融資困難的現狀，它們的生存環境依舊十分嚴峻，緩解措施的進展也很緩慢。

行動與政策脫離，實際與規劃脫離，中小企業的發展仍需各方不斷努力。

王健林針對扶植保護微型企業，在2012年又提出了一個重要的提案。

這次他吸引了更多的目光，不僅因為他的積極呼籲，更為他直指財政部的勇氣。

“我認為這個問題實施的關鍵在財政部，不在稅務局，也不在發改委和工信部.”

王健林談到，國家90%的稅收都是由大型企業繳納，而全國上下所有的微型企業合計也不過繳納了1%。

“1%的稅收考慮減免，對於國家財政並沒有大的影響，何況國家財政每年都是兩三倍預期增加，完全可以消化這個成本。

但是如果能夠給出一個長期的政策，對於從業者而言就減去了相當大的負擔.”

“如果很多人聽說不納稅了，就會積極投入創業，增強國家經濟活力.”

對於自己政協委員的身份，王健林說，作為新的社會階層，民營企業家不僅僅要有善心、行善舉，更要有社會責任感，要積極參與政治，發揮自己對國家民主政治的擔當，這才是新社會階層的責任所在。

除了對國家機關的尖銳批評，王健林也多次表達經濟環境對企業家精神的遏制。

令他憂心忡忡的是，雖然20世紀80年代的商界風起雲湧，第一代企業家普遍都是摸著石頭過河，但其中不乏魄力非凡的商業“梟雄”，但是現在的中國卻越來越難以出現優秀的企業家。

他說：“中國現在最大的問題還不是經濟增長快一點或慢一點，最大的問題是企業家精神的流失。

80年代末90年代初的時候，很多官員、軍官、教授都會勇於下海闖蕩做生意求發財。

而現在很多人都沒有這個勇氣，中國的創業環境、輿論環境、資本環境、制度環境，都越來越有利於大公司發展，不利於小的創業家出現.”

眼下，越來越多的企業家看重的是享受，他們不再執著於事業上的成功與進步，而是取得一點成績後就全身而退，拋下自己曾為之奮鬥的企業。

見此情景，王健林往往十分痛心和惋惜。

“當大多數企業家都不再有奮鬥精神，都賣掉公司去享受的話，那這個國家就完蛋了.”

正是這種憂患意識，支援著王健林始終努力地參政議政，試圖推動調整相關政策，希望能有一個合適的環境幫助企業家和創業者。

除了以政協委員身份在兩會這個正式場合建言，平日裡，王健林也經常透過媒體表達對民生、房價等熱門話題的看法。

自2014年以來，全國樓市進入了低迷期，成交量也一再下滑，某些一線城市甚至出現成交量“腰斬”現象，人們不禁將其與之前樓市“崩盤”的傳言聯絡起來，即便是同為房地產大佬的王石也預測，中國市場在這一年“非常糟糕”。

對此，2015年2月王健林表示：“今年出現崩盤的論調只是原有論調的一種延續.”

他始終保持著自己的看法。

早在10年前，就有論調聲稱中國樓市要崩盤，其中不乏一些專業人士和著名經濟學家。

但是10年過去了，崩盤從來沒有真正發生。

王健林顯然對政府調控非常有信心：“中國的城鎮化率還不到40%，十八屆三中全會後的新型城鎮化工作會議，國家首度把城鎮化作為國家經濟發展的重要支柱，作為推動國家發展的主要動力.”

當然，這些時候，王健林的發言身份有些模糊，更像是開發商為自己所在的行業利益鼓勁。

親近政府、遠離政治，是王健林在政商關係上的基本策略。

而作為政協委員的王健林，積極而不激進地對公共事務的發言，恰當地展現了他的在場意識，應該說，他把這兩種策略都經營得恰到好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