吳橋縣鎮東鎮的蟬鳴在午後達到頂峰，李樹林老家的土坯房裡，吊扇攪動著凝滯的空氣。張建國蹲在門檻上，看著李母用袖口擦拭眼角，老人的金戒指在陽光下閃過——那是李樹林15歲時偷的第一樣貴重物品，後來被父親揍到跪碎了瓷碗，卻終究沒讓他學會敬畏。

“他爹常年在城裡搬磚，我一個婦道人家管不住。”李母的聲音像浸了水的棉花，“七歲就敢爬牆頭偷桃，十二歲偷了小賣部的零食，人家找上門來，我賠了三斤雞蛋才算完。”她突然抓住張建國的手腕，指甲掐進他的衣服，“可他不至於殺人啊，同志，他從小連雞都不敢殺！”

張建國輕輕抽回手，視線落在堂屋的相框上。照片裡的李樹林12歲，嘴角叼著冰棒，身後兩個姐姐笑著摟住他——老來得子的溺愛，在他人生的前二十年織成了一張溫柔的網，卻在他第一次觸碰法律紅線時，變成了縛住良知的枷鎖。

社群主任老王蹲在院角的空魚缸旁，缸底還剩半卷農用繩：“這孩子剛會走路就被三個女人寵著，他爹回來打一頓，轉頭姐姐就給塞零花錢。小學沒讀完就跟著鎮上的混混混，第一次進少管所才15歲，偷了他媽的金戒指去打遊戲。”老王嘆了口氣，“出來後更野了，把家裡的宅基地證偷去抵押，換了三千塊錢去縣城揮霍，他爹氣得住院，他倒好，照樣在網咖通宵。”

張建國翻開三年前的盜竊案筆錄，泛黃的紙頁上記著：“嫌疑人供述，在受害者床下躲藏三小時，期間聽見老人咳嗽，未敢動手，直至凌晨兩點老人睡熟。”他盯著“床下躲藏”四個字，突然想起案發現場整齊的褥子——原來早在那時，李樹林就已形成“潛伏—等待”的犯罪模式，而家庭的縱容，讓他誤以為每次犯錯都能被原諒。

“他在少管所待了一年，出來後學了個廚師證，我們都以為改好了。”老王指著牆上的“優秀學員”獎狀，諷刺地笑了，“誰知道進了監獄更糟，跟著裡面的慣犯學了一身歪招，什麼‘戴手套不留指紋’‘找監控盲區’，全是從牢裡帶出來的。”

最致命的轉折藏在監獄探訪記錄裡。2013年冬，李樹林的同屋犯人王強，因搶劫罪被判十年，正是他將“留活口等於留證據”的犯罪邏輯灌輸給李樹林。“那傢伙總說，電視裡的警察都是廢物，只要處理好凶器和腳印，就能逍遙法外。”獄警的證詞讓張建國皺眉，“李樹林聽得入神，還拿煙盒記下來。”

下午，張建國走進李樹林的童年臥室，剝落的牆面上用鉛筆寫著歪扭的字：“我要賺大錢”“總有一天離開這裡”。床底的鐵盒裡，藏著他偷來的第一個手機、半枚磨損的公章，還有一張泛黃的紙條，上面畫著崔秀琳家的平面圖——原來兩個月前的搬家幫忙，早已成為他踩點的絕佳機會。

“他姐說，他出獄後總抱怨社會不公，說打工賺的錢不夠花。”小李翻著通話記錄，“案發前一週，他給狐朋狗友轉賬八百元，附言‘最後一票’，現在看來，就是指崔秀琳的1200元現金。”

張建國站在院子裡，看著李父蹲在雞窩前抽旱菸。老人的後背佝僂，像張繃斷的弓：“我揍過他三次，拿皮帶抽，笤帚疙瘩打，可他就是不長記性。後來我想，等他結婚生子就好了，誰知道……”煙鍋裡的火星明滅，“怪我，常年不在家，讓他覺得沒人管得了他。”

回到刑警隊，張建國將李樹林的成長軌跡畫成時間軸：15歲少管所，19歲監獄，27歲再次犯罪。每個節點都伴隨著家庭的缺位和外界的不良影響，像滾雪球般，將一個調皮的少年變成了床下的潛伏者。

“你發現沒有？”他對著小李晃了晃三年前的現場照片，“上次盜竊，他在床下鋪了紙板，這次鋪褥子，每次都在最佳化犯罪手法，卻沒人教他什麼是對錯。”張建國的手指敲打著“家庭教育缺失”幾個字，“他的字典裡，沒有‘後果’二字，只有‘如何不被發現’。”

第八章的結尾，張建國在調查報告中寫道：“李樹林的墮落不是突然的雪崩，而是無數片雪花的累積——母親的溺愛讓他無視規則，父親的暴力讓他學會反抗，監獄的惡習讓他淪為犯罪的傀儡。當他在床下鋪開褥子的那一刻，鋪的不是等待的舒適，而是童年陰影的倒影。”

窗外，暮色漫過鎮東鎮的牌樓，李樹林的童年老屋在夕陽下投出長長的影子。那個曾經在雞窩偷喂糧食的男孩，那個在床下躲藏三小時的少年，終究在家庭與社會的雙重失焦中，變成了奪走他人生命的兇手。而牆上那張“優秀學員”的獎狀，此刻正被晚風吹落，像一片無人收殮的枯葉，飄向罪惡的深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