審訊室的日光燈管發出輕微的電流聲，李樹林盯著桌面上的檯燈，光影在他眼下投出深青的陰影。張建國注意到他的右手腕還纏著紗布，邊緣滲著淡淡的血漬——那是崔秀琳臨終前留下的印記，此刻正成為dna比對的鐵證。
“從你請假開始說。”張建國的聲音像塊冷鐵，砸在凝滯的空氣裡。
李樹林的喉結滾動，手指無意識地摩挲著褲縫：“8月18日下午四點，我跟經理說家裡有事，其實是回了鎮東鎮。我媽在院子裡餵雞，我趁她不注意，從西屋的魚缸裡拿了半卷繩子，還有去年買的白手套……”
他的聲音突然低下去，彷彿在回憶那個午後的悶熱。蟬鳴聲裡，他跨上電動車，繩子和手套藏在帆布包裡，刀柄貼著後背，那是從廚房順的——他知道崔秀琳家刀架上有三把刀，中間那把砍骨刀最鋒利。
“七點過，天剛擦黑，我翻牆進了她家院子。”李樹林的眼神空洞，像是在複述別人的故事，“防盜門的鎖早壞了，一推就開。臥室的窗戶沒關，我進去後把褥子從衣櫃頂拿下來，鋪在床下。”他突然苦笑，“她總說褥子收在衣櫃最上層，孩子夠不著，其實我早就看見過。”
張建國在筆記本上記下：李樹林對崔秀琳的家居佈置瞭如指掌，甚至知道褥子的存放位置。這不是臨時起意，而是長達兩個月的觀察——從6月入職到8月案發，他有的是機會幫她修燈泡、搬傢俱，順便記住每個細節。
“你在床下待了三個小時。”張建國陳述事實，而非提問，“停著她的電動車回來，聽她開門、煮麵、洗澡、換衣服。她不知道，床底下藏著個等了她三年的賊。”
李樹林的肩膀猛地顫抖。三年前，他在另一個受害者床下躲了三小時，聽著老人的鼾聲，偷走了床頭櫃的存摺。這次，他更耐心：鋪好褥子，避免膝蓋硌在硬地板上；把手機調成靜音，盯著手錶的熒光指標；甚至聞著崔秀琳常用的茉莉香波味，計算她在浴室的時間。
“十點五十，她進了臥室。”李樹林的聲音發抖，“衣服扔在沙發上，電視開著，是那個總演婆媳吵架的節目。她坐在床邊打電話，背對著我……”他突然閉嘴，指甲掐進掌心。
張建國知道，那個瞬間是所有悲劇的轉折點。崔秀琳的粉色睡衣搭在椅背上，充電器插在床頭櫃，資料線垂在床邊——那是李樹林計劃中的完美時機，等她睡熟，用繩子綁住，翻找現金。但電話接通的瞬間，一切都變了。
“她突然轉身，可能是餘光看見我的鞋尖。”李樹林的額頭抵在桌面上，“那聲尖叫……像刀割在耳朵上。她要跑，我本能地撲過去，順手拔掉資料線繞住她脖子……”
審訊室的空氣彷彿凝固。張建國想起現場照片：崔秀琳的指甲斷裂，指縫裡嵌著皮肉——那是她掙扎時抓撓李樹林手腕的證據，而資料線的勒痕，正是法醫報告裡那道致命的窒息傷。
“你勒住她脖子時，她在喊什麼？”張建國追問。
李樹林沉默良久，聲音輕得像嘆息：“她喊‘救命’，還有……‘樹林你幹嘛’。”這句話像重錘砸在張建國心上——崔秀琳認出了兇手，這個幫她修過門鎖、搬過衣櫃的同事，此刻正用資料線要她的命。
接下來的細節在供詞中逐漸清晰：崔秀琳的掙扎讓李樹林慌了神，資料線突然斷裂，他下意識掐住她的脖子，直到她唇色發青、身體癱軟。這時，院外傳來砸門聲——是趕來的親戚。“我怕她醒過來認人，就去廚房拿了刀……”李樹林的聲音哽咽，“其實她已經暈了，根本沒力氣指認，可我……”
張建國放下筆，看著這個在同事眼中“老實巴交”的幫廚。他終於明白，三年前的盜竊案教會李樹林的不是悔改，而是“不留活口”的犯罪邏輯。當他在牢裡聽著同屋犯人吹噓“做大事不能心軟”時，那些話就像種子，在遇見崔秀琳手提包裡的現金後，迅速長成了毒藤。
“你拖她去南院時，她醒了嗎？”張建國的問題直擊要害。
李樹林搖頭：“沒醒，但我看見她睫毛在抖。鐵鍬挖了半米深，土太硬，我只蓋了她的身子……”他突然抬頭，眼裡佈滿血絲，“我沒想埋她，就是想拖延時間，等親戚走了再跑！”
但他沒想到，親戚直接報了警，更沒想到警犬能順著氣味找到鐵路旁的手機和手套。張建國看著供詞，突然注意到一個細節：李樹林在拖屍體時，特意避開了北房的燈光，走的是南院的陰影區——這個動作顯示，他對院子佈局極其熟悉，甚至知道哪裡有遮擋。
“床下的褥子，你為什麼鋪得那麼整齊？”張建國突然問。
李樹林愣了愣：“三年前躲在床下，膝蓋磨破了皮。這次我想，鋪個褥子，等的時候能舒服點……”這個回答讓張建國心頭一震：原來兇手的“體貼”，不過是為了讓自己潛伏得更久。
審訊結束時，李樹林盯著牆上的“坦白從寬”標語，突然哭出聲：“她要是沒看見我，要是沒接那個電話，要是錢沒放在手提包……”但所有的“要是”都抵不過一個事實：當他翻進院子的那一刻，當他在床下鋪好褥子的那一刻，悲劇就已註定。
張建國走出審訊室，迎面撞上技術員小李：“隊長，dna比對結果出來了，死者指縫裡的面板組織，和李樹林手腕的抓傷完全匹配。還有，他老家的剪刀上，提取到了繩子的纖維。”
物證室裡，那床作為證物的褥子被小心展開。張建國摸著平整的邊緣，突然想起崔秀琳的同事說過：“她平時大大咧咧，褥子總疊得歪歪扭扭。”而床下的褥子，邊角整齊得像軍訓時的豆腐塊——那是李樹林作為潛伏者的“儀式感”，卻成了暴露他的關鍵線索。
張建國在勘查筆記上寫下：“每個罪犯都有自己的‘舒適區’，李樹林的舒適區就是床下的黑暗。他以為那裡是安全的角落，卻不知，每個細節都會在陽光下顯形，包括他精心鋪好的褥子，和那個永遠無法抹去的驚叫瞬間。”
窗外，暮色漫進刑警隊大院，案發現場的照片在桌上投下長長的影子。崔秀琳的睡衣、李樹林的運動鞋、還有那截帶血的資料線，終將在法庭上拼湊出完整的真相——而床下的褥子，將作為最沉默的證人，訴說著一個熟人如何一步步走進黑暗，最終被光明吞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