公元1086年四月，宰相尚書右僕射兼中書侍郎韓縝被罷免，呂公著接替。呂公著空出的門下侍郎位置，由韓維接替。順便說一句，韓縝和韓維是哥倆，但不是同一戰線。

同時，司馬光推薦文彥博出山為宰相，太皇太后也有這個意向，但有言官認為文彥博年紀太大，於是朝廷特設了一個“平章軍國重事”的官職，授予文彥博，班序在宰相之上。

文彥博成了不是宰相的宰相，他每六天入朝一次，一月兩次陪皇帝聽經筵。此時文彥博已經八十一歲了。

四月初六日，荊國公王安石病逝，享年六十六歲，司馬光聞訊，立即寫信給呂公著道：“介甫（王安石字介甫）文章、節義過人處甚多，可惜性格不曉事，喜歡掩飾錯誤，以致忠臣疏遠、奸佞聚集。現在朝廷正在矯正他的過失，革除他的弊病，他卻不幸逝世了。當此之時，反覆小人肯定會百般詆譭他。我的意思是，朝廷應該優加褒獎，致以厚禮，從而抑制浮薄的風氣。我身體不行，晦叔要多盡力！”

根據司馬光的提議，王安石被追贈太傅。

王安石死後才五個月，九月初一司馬光因病逝世，享年六十八歲。

司馬光當政僅一年多，但臥病時間居半，可是事必親躬，不分晝夜，賓客見他體弱，勸道：“諸葛亮二十罰以上都親自為之，因而致病，公不可不警戒啊！”

司馬光道：“生死，命運安排！”反而更加盡力，病危時，口中還喃喃自語，都是朝廷事務，病故後，留遺書八張，都是當世的要務。太皇太后聞訊，痛哭不已，趙煦也流涕哭泣。贈太師、溫國公，諡號文正，趙煦賜碑名為“忠清粹德”。

朝廷下詔，讓戶部侍郎趙瞻、內侍押班馮宗道護送司馬光靈柩回陝西夏縣，京城的人們罷市前往憑弔，有的人甚至賣掉衣物去參加祭奠，街巷中的哭泣聲超過了車水馬龍的聲音。等到安葬的時候，哭的人彷彿是在哭自己的親人。京城及全國各地都畫他的像來祭祀他。

蘇軾對司馬光做了恰如其分的評價：“司馬光之所以感人心、動天地，兩個字概括：'誠'；'一'。”

司馬光一生誠信，深受父親司馬池的影響。司馬光幾歲的時候，有次，他要給胡桃去皮，他不會做，姐姐想幫他，也她去不掉，後來一位婢女用熱湯替他順利完成。他姐姐回來，十分驚異便問道：“誰幫你做的？”他欺騙姐姐是自己做的。

司馬池知道這件事後，訓斥他道：“小孩子怎敢說謊？”從此之後，司馬光不敢說謊，年長之後，還把這件事，寫到紙上，策勵自己，一直到死，沒有說過謊話。

大宋兩位巨星的去世，讓朝廷暫趨平靜，可他們變法和廢法的行為，一直影響大宋後世。

我們大致比較一下司馬光和王安石，其實他們有很多相似之處，值得後人研究。

兩人都是學問高深、道德高尚、生活簡樸，不好女色。而且都做事認真，性格固執，兩人都官至宰相。司馬光僅比王安石大兩歲，而且同一年逝世。

兩人甚至在子女方面都非常接近。司馬光本有兩個兒子，司馬童、司馬唐，不幸的是，都夭折了，後來也沒有再生育兒子，將哥哥司馬旦兒子司馬康過繼門下，作為嗣子。

司馬康敏學過人，博覽群書，公元1070年中進士，時年二十一歲，司馬光修《資治通鑑》，司馬康擔任檢閱文字。可以說秉承父業，公元1090年，司馬康逝世，年僅四十一歲。

王安石的唯一兒子王雱，同樣非常優秀，年少聰敏，擅長作書論事。公元1067年，考中進士，時年二十四歲，王安石變法，王雱是重要助手，也是秉秉承父業。雖然身體不好，但著書立說成就斐然，公元1076年，王雱逝世，年僅三十三歲。

更為奇特的是，晚年，因為司馬光和王安石沒有親生兒子，他們的夫人都自做主張為他們納妾，而兩人都不約而同地拒絕了，在封建社會，這是極難做到的。這也是後人敬仰他們的原因之一。

《邵氏聞見錄》稱“王安石、司馬光不好聲色，不愛官職，不殖貨利皆同”，這些共同的品格和志趣，使得他們互相傾慕，就連租賃住宅，王安石也寧願和司馬光做鄰居。在他們各自的文集中，至今仍保留著許多互相讚賞的詩賦。

王安石和司馬光唯一的分歧，就是政治主張，他們都有著磊落的襟懷，所以這種分歧，都以維護宋王朝為出發點，毫不涉及個人私利。讓後人對他們都無可指責，而這恰恰是致命的！

兩大重量級人物的分歧，使大宋後來的全部精英，生生地分為兩派，新法派和保守派，從神宗朝開始，兩派鬥爭始終你死我活，將北宋內耗乾淨，終致滅亡。

王安石變法，不可否認，因為有地方官吏為了邀功迎合朝廷，在區域性地區把“良法”變成“惡法”。但是司馬光不管對錯，全部否認新法，對社會所造成的危害，實際較熙寧以前還要嚴重。透過變法而積聚起來的錢財，也在保守派執政的幾年當中消耗殆盡。

不僅如此，司馬光為了自己的政治抱負，不聽任何人規勸，一意孤行，全部廢除了新法，不僅讓百姓無所適從，也讓自己無形之中成了元佑黨的首領，加深了新黨和保守黨之間的裂痕，分化了大宋的政治勢力，以後新黨和保守黨的政黨之爭的激烈化起了推動作用，這是他自己所想不到的，也是歷史的悲哀。

假如司馬光能和王安石聯手，將會有怎樣一番景象，我們無法推測，因為歷史沒有假設。

佐料：文彥博是大宋重臣中名列前茅的壽星，一共活了九十二歲。

哲宗初年，遼朝派使者至宋，蘇軾負責接待，一起拜謁哲宗。

在殿門外，使者望見文彥博，退立改容道：“這是潞國公吧？”並問文彥博年壽。蘇軾自豪的做了答覆。

使者敬佩道：“年壽如此高，但身體怎麼這麼健壯啊！”

蘇軾道：“使者只看到了他的容貌，還沒有聽見他說話呢。他聲音洪亮，分析條理，極其精練，即使少年也趕不上；而且學問貫古通今，即使名家也有不如。”

使者感嘆道：“文彥博真是天下異人。”

文彥博第一次退休，也居住在洛陽，和富弼、司馬光等十三位大宋耆宿來往密切，他們仰慕唐朝白居易九老會的舊事，在資聖院建了“耆英堂”，按年齡大小不按官職排序，稱為“洛陽耆英會”，讓閩人鄭奐在其中畫像。

當時富弼七十九歲，文彥博與司封郎席汝言都已經七十七歲，朝議大夫王尚恭七十六歲，太常少卿趙丙、秘書監劉幾、衛州防禦使馮行己都已七十五歲，天章閣待制楚建中、朝議大夫王慎言已七十二歲，太中大夫張問、龍圖閣直學士張燾已七十歲。

當時宣徽使王拱宸任北京（河北大名府）留守，寫信給文彥博，也想參加，王拱宸時年七十一歲。而只有司馬光還沒到七十歲，文彥博素來看重司馬光，也請他入會。司馬光因為自己是晚進後輩而不敢在富、文二人之後。文彥博不聽，讓鄭奐自幕後傳司馬光畫像，又到北京取王拱宸的畫像，於是參會的共計十三人，他們置酒賦詩相互取樂。當時洛陽有許多名園古剎，有水竹林亭的風景，文彥博等人頭髮和眉毛雪白，儀表神態端莊美好。每次聚集宴會時，洛陽的百姓都隨從觀看，成了洛陽一大景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