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內經》中的治療法則，岐伯說：病勢高亢的應抑制，低下的應提升，溫熱的應清熱，寒涼的應溫補，氣散的應收斂，氣鬱的應發散，乾燥的應滋潤，急迫的應舒緩，堅硬的應軟化，脆弱的應強健，虛弱的應補益，強盛的應瀉洩。治療時應配合有利的藥物，調和適宜的方法，使各部分氣機安定，保持清靜，那麼病氣就會衰退並消失，迴歸其本原，這是治療的大體原則。岐伯又說：寒病用熱法治療，熱病用寒法治療，病輕的用逆治法，病重的用從治法，堅實的削減它，外來的邪氣要驅除，勞損的要溫養，鬱結的要疏散，停留的要攻逐，乾燥的要滋潤，急迫的要舒緩，氣散的要收斂，不足的要補益，過盛的要疏洩，驚恐的要平定。根據病情，或升或降，或按摩或洗浴，病輕的用劫奪法，病重的用發散法，要根據具體情況靈活處理。黃帝問：什麼是逆治和從治？岐伯說：逆治是正治法，從治是反治法，具體採用從多還是從少，要根據病情來定。黃帝又問：反治是什麼意思？岐伯說：熱病用寒藥是常規，但有時寒病也用寒藥，塞證用通藥是常規，但有時通證也用通藥。必須制服病的主要矛盾，先找出病因，開始時用藥與病情相同，但最終結果卻與病情相反。岐伯還說：病生於內的，先治其陰，後治其陽，否則病情會加重；病生於陽的，先治其外，後治其內，否則病情也會加重。

在治療疾病和用藥時，本應精確專注，尤其需要勇敢果斷。對於長期存在的疾病，應當探究其起始和終結，治療應從緩進行，這是適宜的。然而，對於新近突然發生的疾病，一旦準確判斷了虛實，就應當立即用猛藥直接攻擊病根，這樣很容易就能拔除病根。如果猶豫不決，畏縮不前，就會讓病情變得根深蒂固，那時生死就係於一線，誰能承擔這個責任呢？因此，凡是真正看到裡實之證，就用涼膈散、承氣湯等藥物；真正看到裡虛之證，就用理中湯、十全大補湯等藥物。表虛的用黃芪、白朮、建中湯等藥物；表實的用麻黃、柴胡、桂枝等藥物。只需用一味藥作為主藥，兩三味藥作為輔佐，用大劑量給藥，多多益善。用藥多的關鍵在哪裡？關鍵在於必須依賴藥物的力量，並預料到沒有害處，然後就放心大膽地使用。藥性緩和的可以用數兩，藥性猛烈的也可以用數錢。至於那些三五七分的說法，不過是點名應付，兒戲而已，怎麼能用來解決複雜嚴重的病情呢？

治療疾病的原則，應當瞭解邪正之分，權衡輕重。治療實證，就像田間除草，田裡的稗草是禾苗的敵人，有一株除一株，有兩株除兩株，這是善於除草的人。如果有一株稗草卻除了兩株禾苗，那就傷害了一株禾苗；如果有兩株稗草卻除了四株禾苗，那就傷害了兩株禾苗。如果不認識禾苗，把禾苗都當作稗草，想要全部除掉，那田裡就沒有禾苗了。所以使用攻法，貴在準確判斷，不可過度。治療虛證，就像分發軍糧，一人一升，十人一斗，這樣日常的軍糧就足夠了。如果百人只分一斗，千人只分一斛，那麼三軍之眾，又豈是區區幾擔糧食能養活的？一旦軍糧接續不上，士兵們就會連同之前的軍糧一起拋棄，更何況還要從中剋扣呢？所以使用補法，貴在輕重有度，不能簡單從事。

關於虛實的治療，大致來說，實證能夠耐受寒涼，虛證能夠耐受溫熱。因此，補益時必定要兼顧溫補，瀉洩時必定要兼顧寒涼。因為寒涼是秋天的氣息，陰主殺伐，萬物遇到它，就無法生長。想要補益元氣，所以寒涼並不適宜。寒涼尚且不利於補益，那麼寒冷就更可想而知了。即使有火盛而氣虛，適宜用寒涼藥物來補益的情況，也不過是因為火邪暫時存在而使用，火邪去除後就應停止使用，這終究不是治療虛證的方法。又有人認為苦寒的藥物能夠補益陰液，但《內經》有言：形體不足的，用溫補的氣息來調養；精氣不足的，用厚味的藥物來補益。那些氣味與人相宜的，可以稱之為補益，但沒有聽說過氣味苦澀、與人不相宜的，也可以稱之為補益。雖然《內經》有言：水位之主，其瀉用鹹味，其補用苦味等論述，但這只是根據五行歲氣的味道來推理而言。更何況《內經》又說麥、羊肉、杏、薤等都是苦味的食物，這些就是苦而能補的例子。 難道像大黃、黃柏等藥物，氣味苦澀如此，還能說它們能補益嗎？這是沒有道理的。我曾聽王應震說：一點真陽寄存在腎水中，固本培元必須用味甘性溫的藥物。甘溫對虛寒有益，可笑庸醫錯誤地用苦寒藥物。這句話一語中的，不能不仔細體察。

關於補益和瀉洩的方法，補益可以治病，瀉洩也可以治病，但關鍵是要知道它們的要點。如果是新近突然發生的疾病，且患者年少體壯，那麼可以攻伐瀉洩。但攻伐只能暫時使用，沒有長期衰弱的疾病，可以屢次攻伐而不受傷害的，所以攻伐不能收到緩慢而持久的效果。對於長期存在的疾病，且患者虛弱，理應溫補。補益可以長期使用，沒有根本受傷，而捨棄補益可以恢復元氣的，所以補益不能追求速效。然而，還有其要點，就是凡是臨證治病，不必論其是否有虛證，但如果沒有實證可以作為病因的，就應當兼顧補益，以調養營衛精血之氣；也不必論其是否有火證，但如果沒有熱證可以作為病因的，就應當兼顧溫補，以培養命門脾胃之氣。這是補益和瀉洩的要領，如果不知道這些，就沒有不導致治療失敗、事情敗壞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