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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3章 頭蓋骨

1859年達爾文首次在《物種起源》一書中提出生物進化的觀點,認為人類是動物進化而來,受到達爾文啟發1863年赫胥黎提出:人類應該是猴子或者人猿進化而來的觀點,這立即引起科學界巨大反響。

因為當時並沒有直接證據證明人類是猴子或者人猿進化而來,一切都只是理論或者猜測,但達爾文相信隨著時間發展一定能找出過渡型化石證明人類進化起源!因此在當時全世界掀起一股尋找遠古猿人化石的熱潮,以證明進化論理論和人類起源!1926年世界的焦點來到北京周口

北京人頭蓋骨化石出現

1926年,奧地利古生物學家安特生在流傳有“龍骨”之地的北京周口店發現兩顆人類牙齒化石,一般來說化石的形成最少要一萬年才行,這明顯是遠古人類化石,這是中國首次乃至亞洲首次發現的遠古人類化石。

北京人頭蓋骨化石仿品

1927年中國地質調查所組織開展對北京周口店的大規模挖掘,最開始挖掘並不順利,持續兩年都沒有什麼大的進展,只挖掘到一些石器以及動物化石,最重要的古猿人頭骨,一個也沒有發現。直到1929年,驚喜出現參加挖掘的古生物學家裴文中在一個狹窄小洞(猿人洞)中發現第一塊完整的北京猿人頭蓋骨,這一發現震驚了國內外科學界,也為進化論提供了有力證據,後來科學界把發現的化石命名為“北京中國猿人”。

之後在1936年賈蘭坡又先後在猿人洞上方發現三個“北京猿人”頭蓋骨化石,後面研究證明裴文中發現的第一個頭骨距今大概20萬年-70萬年,屬於舊石器時期;而賈蘭坡發現的三個頭骨距今1.6萬年-3.4萬年屬於舊石器晚期智人,之後科學界把賈蘭坡發現的這三個頭骨稱作“山頂洞人頭骨”。

山頂洞人頭蓋骨化石模型

從1927年開始到1937年期間,地質研究所一共挖掘出5具頭蓋骨化石,還有眾多的其他牙齒骨骼化石,之後這些珍貴的古猿人化石便儲存在北京。

戰爭爆發,頭蓋骨化石失蹤

1937年日本發動“七七盧溝橋事變”全面入侵中國,到1940年日本佔領北平,為了不讓這些珍貴的頭蓋骨化石落到日本人手中,頭蓋骨被秘密隱藏在北平安全地方。

1941年戰事更加惡化,為了更好保護頭蓋骨化石,當時出現幾種聲音,第一種堅持把頭蓋骨隱藏在北平,但當時日本已經秘密搜查頭蓋骨,所以沒被採納;第二種把頭蓋骨運到重慶,但運送途中經過的日佔區很多,也不安全;第三種,把頭蓋骨隱藏在物資裡面秘密運出北平,然後由美國海軍陸戰隊護送到紐約自然歷史博物館暫存。商量數月最終還是決定採納第三種方法,因為這在當時看起來是最安全的!

盧溝橋事變爆發

1941年12月計劃開始實施,離開北平還比較順利,12月8號上午運送頭蓋骨的火車到達秦皇島,準備由美國海軍陸戰隊護送登上“哈德遜總統號”客輪達到紐約。但是人算不如天算,1941年12月7日,日本在珍珠港襲擊了美國太平洋艦隊,珍珠港事件爆發!8號在秦皇島運送物資的美軍全部被俘,同時隱藏在物資裡面的頭蓋骨也被繳獲,從此這批意義重大的國寶頭蓋骨消失不見!

珍珠港事件爆發

二戰結束之後,中國、美國、日本都在尋找北京人頭蓋骨化石,但是就如石沉大海,始終不見蹤跡!

頭蓋骨化石迷蹤,各方猜想

猜想一:阿波丸號

有人提出北京人頭蓋骨可能在在沉沒的“阿波丸”上,1945年日本軍隊徵用“阿波丸”號運輸一批黃金、白銀、錫、橡膠等等,其中有一批來自中國北方的寶物,運輸船從新加坡出發,但在行至福建海域被美國軍艦擊沉,之後我國在1977年對“阿波丸”進行打撈,發現了大批白銀、錫等等,但是沒有發現北京人頭蓋骨化石!這樣,經美國駐華大使同意,由美國人威廉·弗利生攜帶轉入美國。1941年,太平洋戰爭正式爆發,12月8日,當天日本偷襲珍珠港,弗利生所乘坐的專列“哈里遜總統號”當天,在由秦皇島駛離返回美國的途中被日本軍艦轟擊,在長江口擱淺了,弗利作為戰俘被俘虜,他所攜帶的行李也不知去向。訊息傳出,舉國譁然,誰也不知道珍貴的北京猿人化石流落到了何方。 弗利也成了最後接觸到這批化石、掌握它的下落的關鍵人物。多年來,有許多人為了追尋北京人化石曾想方設法套取弗利的“口供”,但對一些關鍵性的細節,他始終守口如瓶。晚年時,弗利回憶說:“當年由於事出倉促,他並沒有來得及把這些箱子連同他自己的東西運到船上,就丟下了屋子裡的所有東西急忙逃跑,房子隨即被日軍佔據”。據弗利說,日本人是最終看到這批化石箱子的人。

1972年,尼克松總統訪華,當時他交給中國一份絕密檔案,檔案中記載了北京人頭蓋骨化石可能在“阿波丸”上的資訊。“阿波丸”號客貨輪於1945年3月28日,在新加坡裝載了一批從東南亞一帶撤退的日本人回國。4月1日午夜時分,“阿波丸”航行至我國福建省牛山島以東海域時,被正在該海域巡航的美軍潛水艦“皇后魚號”發現。“阿波丸”遭到數枚魚雷的襲擊,幾分鐘後這艘萬噸級客貨輪轉瞬間沉沒海底。全船人員無一生還。

1977年我國對“阿波丸”號進行了打撈,最終打撈上來3000噸錫碇的事實和美國方面的記載相吻合,從而部分印證了情報的可信性。但是由於各種因素的限制,打撈工作被叫停了。 有專家認為,這是迄今為止,找回北京人化石最重要、最有價值的線索。把北京人化石和“阿波丸”聯絡起來“並非猜測”。但是二者是否存在聯絡仍未可知。

一種說法是頭蓋骨可能在日本的地下皇宮藏著。當年,日本戰敗前夕,天津大公報刊發了中央社駐東京的訊息,聲稱這批化石在東京被發現,被日方否認,此後直至日本投降,日本人再也沒有言及此事。

猜測二:認為當時頭蓋骨在秦皇島被繳獲發現並被秘密運送到日本,1945年8月,日本投降之後,釋出公告聲稱,將一批從中國掠奪的古人類化石移交給了盟軍當局,以便歸還中國。然而中國政府接收到的日本歸還物品清單中,卻沒有北京人化石。

猜想三:2012年根據前美軍陸戰隊成員理查德·鮑恩回憶,1947年他秦皇島參加一場戰鬥,美軍在挖掩體時挖出了裝在木板箱裡的“北京人頭蓋骨”化石,鮑恩認為,戰鬥結束後,北京人頭蓋骨可能又被埋在了原地。現在這個地方已經變成一個停車場,有可能“北京人頭蓋骨”就在下面!

周口店遺址博物館

1949年1月31日北京正式解放,之後在1949年9月停止了12年之久的北京周口店考古挖掘重新開始,1965年終於又挖掘出兩塊頭蓋骨化石斷片,這也周口店最後挖掘出現的兩塊北京人頭蓋骨化石斷片了,之後被秘密儲存起來。同樣是在1965年,在西南地區挖掘出土距今170萬年舊石器早期元謀人牙齒化石,也算彌補古生物考古的一些遺憾。

如今在周口店遺址博物館還陳列有北京猿人頭像和頭蓋骨化石仿製品,這是根據之前原版化石資料,再透過科學技術復原出來的!

周口店遺址

相信“北京人頭蓋骨”並沒有消失,只是被遺忘在某個角落,總有一天會再次被人們發現!1929年,發生了一件足以記載到古人類研究史冊的大事,幾個年輕的中國古生物考古學者,在中國的北京周口店龍骨山,發現了一個圓圓的東西,等到這個東西大部分顯露出來的時候,才發現,這是一顆完整的頭骨化石。

北京人頭骨發掘現場

在經過專業鑑定之後,得出結論,這是生活在距今50萬年前到20萬年前的北京猿人頭骨,這是迄今為止,發現的第一個完整的北京人頭蓋骨,從而為中國的古脊椎動物學與古人類學研究事業奠定了基礎。這一發掘一經公佈,當時震驚世界。

北京人頭蓋骨化石的發現,是世界科學史上公認的重大事件。它將人類歷史向前至少推進了40萬年,為從猿到人的學說提供了大量的、富有說服力的證據。這一發現令全世界為之驚喜,它是舊石器時代遠古人類的典型代表,為直立人的存在提供了堅實的基礎,它的發現成為古人類考古和研究史上的里程碑。

就是這麼一件中國頂級國寶,後來卻離奇失蹤,成為了迄今為止都沒解開的謎團。過程是這樣的,當時正值日軍侵華,北平已經被日軍佔領,中國猿人化石何去何從便成為有關人士焦慮的問題,最後,經過權衡,先將其運到美國去暫時安全儲存起來。

周口店遺址

新中國成立後,我國曾多次和日方協商,希望能讓化石落葉歸根回到中國,但是日方從來都不承認化石藏在日本。就這樣,沸沸騰騰爭論了好幾年才不了了之。在最新出版的中譯本著作《黃金武士》中引述美國相關人士對北京人頭蓋骨下落髮表的評論說“我可以發誓,這些化石(北京人頭蓋骨)和其他財寶一起被放在(日本)皇宮的地下室裡。”

多年來,為了找到北京人頭蓋骨,中國、日本和美國各方面都在不停的努力著,種種跡象表明化石很有可能在日本,但是日本方面從來沒有承認過。其他還有很多種猜想和說法,也許北京人頭蓋骨正在某個地方靜靜地待著,等著人們慢慢的發現吧!

查爾斯·羅伯特·達爾文(Charles Robert Darwin,1809年2月12日—1882年4月19日),英國生物學家,進化論的奠基人。曾經乘坐貝格爾號艦作了歷時5年的環球航行,對動植物和地質結構等進行了大量的觀察和採集。出版《物種起源》,提出了生物進化論學說,從而摧毀了各種唯心的神造論以及物種不變論。除了生物學外,他的理論對人類學、心理學、哲學的發展都有不容忽視的影響。恩格斯將“進化論”列為19世紀自然科學的三大發現之一(其他兩個是細胞學說、能量守恆轉化定律),對人類有傑出的貢獻。

1882年4月19日,達爾文在達溫宅逝世,享年73歲,葬於威斯敏斯特大教堂。

1809年2月12日,查爾斯·羅伯特·達爾文出生在英國小城什羅普郡郡治Shrewsbury。

1817年他的母親去世。

1817年~1825年在施魯斯伯裡私立中學就讀。

1825年~1827年在蘇格蘭愛丁堡大學攻讀醫學。

1828年~1831年在英國劍橋大學攻讀神學。

1831年~1836年隨貝格爾號軍艦環球考察。

1837年開始寫作第一本物種演變筆記。

1838年閱讀托馬斯·馬爾薩斯的著作《人口論》。

1839年1月,與艾瑪·韋奇伍德結婚,12月,兒子威廉出生,嚴重疾病的第一階段,1839年~1843年編纂五卷本鉅著《貝格爾號航行期內的動物志》。

1842年移居到倫敦郊外的達溫宅。

1842~1846年撰寫三卷本著作《貝格爾號航行期內的地質學》。

1844年撰寫未發表的闡述進化論的論文。

1846年~1855年就藤壺問題進行研究寫作。

1848年父親去世,健康狀況不佳並持續很長時間。

1851年女兒安妮去世。

1855年開始撰寫關於進化論的主要著作。

1858年倫敦林納學會宣讀達爾文和華萊士的各自關於進化論的論文,小兒子夭折。

1859年發表《物種起源》。

1860年英國科學促進會年會在牛津大學關於進化問題的大辯論。

1863年~1865年病情延續。

1868年發表《家養動物和培育植物的變異》。

19世紀70年代發表五部關於植物的著作。

1871年發表《人類起源和性選擇》。

1872年發表《人類和動物情感的表達》。

1880年出版的《植物的運動力》一書中總結了植物的向光性的實驗。

1881年發表關於蚯蚓的著作。

1882年4月19日,達爾文在達溫宅逝世,厚葬於威斯敏斯特大教堂。

天才降生

查爾斯·羅伯特·達爾文 於1809年2月12日出生在英國。達爾文的祖父曾預示過進化論,但礙於聲譽,始終未能公開其信念。他的祖父和父親都是當地的醫生,家裡希望他將來繼承祖業。

求學之路

1825年16歲時便被父親送到愛丁堡大學學醫。

因為達爾文無意學醫,進到農學院後,他仍然經常到野外採集動植物標本並對自然歷史產生了濃厚的興趣。父親認為他“遊手好閒”、“不務正業”,一怒之下,於 1828年又送他到劍橋大學,改學神學,希望他將來成為一個“尊貴的牧師”,這樣,他可以繼續他對博物學的愛好而又不至於使家族蒙羞,但是達爾文對自然歷史的興趣變得越加濃厚,完全放棄了對神學的學習。在劍橋期間,達爾文結識了當時著名的植物學家J.亨斯洛和著名地質學家席基威克,並接受了植物學和地質學研究的科學訓練。 [1]

達爾文顯然是個性格溫和的人,喜歡和女人閒聊,他就是要找傳統的賢妻良母。他找上了從小認識的表姐艾瑪·韋奇伍德。艾瑪比達爾文大一歲,她的父親是達爾文母親的弟弟。艾瑪一口答應達爾文的求婚——這個愛聽女人嘮叨的男人,女孩子似乎都當他理想丈夫材料。雖然艾瑪擔心死後會和丈夫永遠分手,她將上天堂,不拜上帝的丈夫則不知去何方,她也只是要求達爾文對信仰保持開放心態。兩個半月後,他們就結婚了 [13]。

女兒安妮的去世未能摧毀達爾文的婚姻。在艾瑪的時代,女兒安妮的病故很容易被認作是對自己“不道德”行為的懲罰,比如說,嫁了一個不信上帝的男人。但艾瑪從未如此認為。兩人都深愛安妮。眼見安妮停止呼吸,達爾文自己也病倒在床。他對艾瑪說:我們更要互相珍重。艾瑪答道:你要記住,你永遠是我最珍貴的寶藏。每到週日,他陪著艾瑪和孩子走到教堂。妻子帶孩子進去做禮拜,達爾文卻孤身在鎮中散步。

艾瑪未必同意《物種起源》中自然選擇的觀點(而不是上帝創造),或許她都未必感興趣。但也正因為如此,艾瑪可以代表當時的未受過科學教育的信教大眾,對《物種起源》手稿作出第一反應。艾瑪仔細閱讀了手稿,改正拼寫,改正標點,並建議達爾文將一些容易刺激信徒和教會的段落寫得語氣溫和一些,論據更清楚一些。

如果當初不結婚的那一欄裡理由再多一些,如果達爾文保持單身,繼續生活在倫敦的知識分子中間,如果不是和艾瑪結婚,他很可能寫出一本較為激烈的書。由於艾瑪的參與,對書中觀點的爭論,多少能擺脫感情的羈絆,而集中於事實和邏輯。

《物種起源》初版於1859年。十二年後,達爾文又出版了《人類的由來》一書。不管人猿同源如何有爭議,《人類的由來》一書,顯然對達爾文夫妻的感情毫無影響。這本書出版後不久,他們存活下來的最大的女孩子埃蒂嫁人了。達爾文告訴她:我有一個幸福的人生,這要完全歸功於你的母親——你應以母親為榜樣,你的丈夫將會愛你有如我愛你的母親。

達爾文早於艾瑪十四年去世。有一個傳說,說他在去世前皈依了信仰。或許,是為了安慰艾瑪的天堂不得相見的悲傷?沒有這回事。在艾瑪的日記裡,未曾發現此類記錄。達爾文至死是一個堅持自己立場的科學家。

創立進化論

1831年畢業於劍橋大學後,他的老師亨斯洛推薦他以“博物學家”的身份參加同年12月27日英國海軍“小獵犬號”艦環繞世界的科學考察航行。先在南美洲東海岸的巴西、阿根廷等地和西海岸及相鄰的島嶼上考察,然後跨太平洋至大洋洲,繼而越過印度洋到達南非,再繞好望角經大西洋回到巴西,最後於1836年10月2日返抵英國。他在隨“小獵犬號”( theBeagle)環球旅行時,隨身帶了幾隻鳥,為了餵養這些鳥,又在船艙中種了一種叫草蘆的草。船艙很暗,只有窗戶透射進陽光,達爾文注意到,草的幼苗向窗戶的方向彎曲、生長。但後來幾十年間,達爾文忙著建立進化論,直到其晚年,才著手進行一系列實驗研究向光性的問題,在1880年出版的《植物的運動力》一書中總結了這些實驗結果。達爾文是用草的種子做這些實驗的。草的種子發芽時,胚芽外面套著一層胚芽鞘,胚芽鞘首先破土而出,保護胚芽在出土時不受損傷。達爾文發現胚芽鞘是向光性的關鍵。如果把種子種在黑暗中,它們的胚芽鞘將垂直向上生長。如果讓陽光從一側照射秧苗,胚芽鞘則向陽光的方向彎曲。如果把胚芽鞘尖端切掉,或用不透明的東西蓋住,雖然光還能照射胚芽鞘,胚芽鞘也不再向光彎曲。如果是用透明的東西遮蓋胚芽鞘,則胚芽鞘向光彎曲,而且,即使用不透光的黑色沙土掩埋胚芽鞘而只留出尖端,被掩埋的胚芽鞘仍然向光彎曲。達爾文推測,在胚芽鞘的尖端分泌一種訊號物質,向下輸送到會彎曲的部分,是這種訊號物質導致了胚芽鞘向光彎曲。

達爾文

這次航海改變了達爾文的生活。回到英格蘭後,他一直忙於研究,立志成為一個促進進化論的嚴肅的科學家。1838年,他偶然讀了T.馬爾薩斯的《人口論》,從中得到啟發,更加確定他自己正在發展的一個很重要的想法:世界並非在一週內創造出來的,地球的年紀遠比《聖經》所講的老得多,所有的動植物也都改變過,而且還在繼續變化之中,至於人類,可能是由某種原始的動物轉變而成的,也就是說,亞當和夏娃故事根本就是神話。達爾文領悟到生存鬥爭在生物生活中意義,並意識到自然條件就是生物進化中所必須有的“選擇者”,具體的自然條件不同,選擇者就不同,選擇的結果也就不相同。

愛瑪·韋奇伍德和她的孩子

然而,他對發表研究結果抱著極其謹慎的態度。1842年,他開始撰寫一份大綱,後將它擴充套件至數篇文章。1858年,出於年輕的博物學家R.華萊士的創造性頓悟的壓力,加之好友的鼓動,達爾文決定把華萊士的文章和他自己的一部分論稿呈交專業委員會。1859年,《物種起源》一書問世,初版1250冊當天即告售罄。以後達爾文費了二十年的時間蒐集資料,以充實他的物種透過自然選擇進化的學說,並闡述其後果和意義。

作為一個不求功名但具創造性的人,達爾文迴避了對其理論的爭議。當宗教狂熱者攻擊進化論與《聖經》的創世說相違背時,達爾文為科學家和心理學家寫了另外幾本書。《人類的由來及性選擇》一書報告了人類自較低的生命形式進化而來的證據,報告了動物和人類心理過程相似性的證據,還報告了進化過程中自然選擇的證據。

1882年4月19日,這位偉大的科學家因病逝世,人們把他的遺體安葬在牛頓的墓旁,以表達對這位科學家的敬仰。

進化觀

達爾文生物思想的發展

關於萬物互相轉化和演變的自然觀可以追溯到人類文明的早期。例如,中國《易經》中的陰陽、八卦說,把自然界還原為天、地、雷、風、水、火、山、澤八種基本現象,並試圖用“陰陽”、“八卦”來解釋物質世界複雜變化的規律。古希臘阿那克西曼德(約公元前6世紀)認為生命最初由海中軟泥產生,原始的水生生物經過蛻變(類似昆蟲幼蟲的蛻皮)而變為陸地生物。中世紀的西方,基督教聖經把世界萬物描寫成上帝的特殊創造物。這就是所謂特創論。與特創論相伴隨的目的論則認為自然界的安排是有目的性的,“貓被創造出來是為了吃老鼠,老鼠被創造出來是為了給貓吃,而整個自然界創造出來是為了證明造物主的智慧”。從15世紀後半葉的文藝復興到18世紀,是近代自然科學形成和發展的時期。這個時期在科學界佔統治地位的觀點是不變論。當時這種觀點被I.牛頓和C.v林奈表達為科學的規律:地球由於所謂第一推動力而運轉起來,以後就永遠不變地運動下去,生物種原來是這樣。康德的天體論首先在不變論自然觀上開啟了第一個缺口;隨後,轉變論的自然觀就在自然科學各領域中逐漸形成。這個時期的一些生物學家,往往在兩種思想觀點中入門徬徨。例如林奈晚年在其《自然系統》一書中刪去了物種不變的詞句;法國生物學家布豐雖然把轉變論帶進了生物學 ,但他一生都在轉變論和不變論之間徘徊。拉馬克在1809年出版的《動物哲學》一書中詳細闡述了他的生物轉變論觀點,並且始終沒有動搖。

拉馬克主義

達爾文

18世紀末~19世紀後期,大多數動植物學家都沒有認真地研究生物進化,而且偏離了古希臘唯物主義傳統,墜入唯心主義。“活力論”雖然承認生物種可以轉變,但把進化原因歸於非物質的內在力量,認為是生物的“內部的力量”即活力驅動著生物的進化,使之越來越複雜完善。但活力論缺乏實際的證據,是一種唯心的臆測。最有名的活力論者就是法國生物學家拉馬克。19世紀後期出現的終極目的論或直生論,認為生物進化有一個既定的路線和方向。

後人把拉馬克對生物進化的看法稱為拉馬克學說或拉馬克主義,其主要觀點是:①物種是可變的,物種是由變異的個體組成的群體。②在自然界的生物中存在著由簡單到複雜的一系列等級(階梯),生物本身存在著一種內在的“意志力量”驅動著生物由低的等級向較高的等級發展變化。③生物對環境有巨大的適應能力;環境的變化會引起生物的變化,生物會由此改進其適應;環境的多樣化是生物多樣化的根本原因。④環境的改變會引起動物習性的改變,習性的改變會使某些器官經常使用而得到發展,另一些器官不使用而退化;在環境影響下所發生的定向變異,即後天獲得的性狀,能夠遺傳。如果環境朝一定的方向改變,由於器官的用進廢退和獲得性遺傳,微小的變異逐漸積累,終於使生物發生了進化。拉馬克學說中的內在意志帶有唯心論色彩;後天獲得性則多屬於表型變異,現代遺傳學已證明它是不能遺傳的。

達爾文-華萊士學說

達爾文學說 1858年7月1日C.R.達爾文與A.R.華萊士在倫敦林奈學會上宣讀了關於物種起源的論文。後人稱他們的自然選擇學說為達爾文-華萊士學說。達爾文在1859年出版的《物種起源》一書中系統地闡述了他的進化學說。其核心自然選擇原理的大意如下:生物都有繁殖過剩的傾向,而生存空間和食物是有限的,所以生物必須“為生存而鬥爭”。在同一種群中的個體存在著變異,那些具有能適應環境的有利變異的個體將存活下來,並繁殖後代,不具有有利變異的個體就被淘汰。如果自然條件的變化是有方向的,則在歷史過程中,經過長期的自然選擇,微小的變異就得到積累而成為顯著的變異。由此可能導致亞種和新種的形成。

達爾文的進化理論,從生物與環境相互作用的觀點出發,認為生物的變異、遺傳和自然選擇作用能導致生物的適應性改變。它由於有充分的科學事實作根據,所以能經受住時間的考驗,百餘年來在學術界產生了深遠的影響。但達爾文的進化理論還存在著若干明顯的弱點:①他的自然選擇原理是建立在當時流行的“融合遺傳”假說之上的。按照融合遺傳的概念 ,父、母親體的遺傳物質可以像血液那樣發生融合;這樣任何新產生的變異經過若干世代的融合就會消失,變異又怎能積累、自然選擇又怎能發揮作用呢?②達爾文過分強調了生物進化的漸變性;他深信“自然界無跳躍”,用“中間型別絕滅”和“化石記錄不全”來解釋古生物資料所顯示的跳躍性進化。他的這種觀點受到間斷平衡論者和新災變論者的猛烈批評。

進化論的發展

達爾文以後進化論的發展 1865年奧地利植物學家G.J.孟德爾從豌豆的雜交實驗中得出了顆粒遺傳的正確結論。他證明遺傳物質不融合,在繁殖傳代的過程中,可以發生分離和重新組合。20世紀初遺傳學建立,T.H.摩爾根等人進而建立了染色體遺傳學說,全面揭示了遺傳的基本規律。這本應彌補達爾文學說的缺陷,有助於進化論的發展;但當時大多數遺傳學家(包括摩爾根在內),都反對達爾文的自然選擇學說。人們對達爾文進化論的信仰,發生了嚴重的危機。

①新拉馬克主義與新達爾文主義。在19世紀末到20世紀初這個時期出現過一些新的進化學說。荷蘭植物學家H.德·弗里斯在20世紀初根據月見草屬的變異情況提出“物種透過突變而產生”的突變論,而反對漸變論。這個理論得到當時許多遺傳學家的支援。某些拉馬克學說的追隨者們雖然拋棄了拉馬克的內在意志概念,但仍強調後天獲得性遺傳,並認為這是進化的主要因素。50年代在蘇聯由T.D.李森科所標榜的米丘林學說,強調生物在環境的直接影響下能夠定向變異、獲得效能夠遺傳。所有這些觀點被稱為新拉馬克主義。A.F.L.魏斯曼在1883年用實驗來證明獲得性遺傳的錯誤,強調自然選擇是推動生物進化的動力,他的看法被後人稱為新達爾文主義。

現代綜合進化學說

20世紀20~30年代首先由R.A.費希爾、S.賴特和J.B.S.霍爾丹等人將生物統計學與孟德爾的顆粒遺傳理論相結合,重新解釋了達爾文的自然選擇學說,形成了群體遺傳學。以後C.C.切特韋里科夫、T.多布然斯基、J.赫胥黎、E.邁爾、F.J.阿亞拉、G.L.斯特賓斯、G.G.辛普森和J.W.瓦倫丁等人又根據染色體遺傳學說、群體遺傳學、物種的概念以及古生物學和分子生物學的許多學科知識,發展了達爾文學說,建立了現代綜合進化論。現代綜合進化論徹底否定獲得性狀的遺傳,強調進化的漸進性,認為進化是群體而不是個體的現象,並重新肯定了自然選擇的壓倒一切的重要性,繼承和發展了達爾文進化學說。

③中性學說和間斷平衡論。1968年,日本學者木村資生根據分子生物學的材料提出了分子進化中性學說(簡稱中性學說)。認為在分子水平上,大多數進化改變和物種內的大多數變異,不是由自然選擇引起的,而是透過那些選擇上中性或近乎中性的突變等位基因的隨機漂變引起的,反對現代綜合進化論的自然選擇萬能論觀點(見分子進化的中性學說)。 [4]

1972年N.埃爾德雷奇和S.J.古爾德共同提出“間斷平衡”的進化模式來解釋古生物進化中的明顯的不連續性和跳躍性,認為基於自然選擇作用的種以下的漸進進化模式,即線系漸變模式,不能解釋種以上的分類單元的起源,反對現代達爾文主義的唯漸進進化觀點。爭論仍在繼續中(見間斷平衡論)。 [5]

小進化與大進化

美國遺傳學家R.B.戈德施米特認為,通常的自然選擇,只能在物種的範圍內,作用於基因而產生小的進化改變,即小進化;而由一個種變為另一個種的進化步驟則需要另一種進化方式,即大進化。他認為大進化就是透過他所假設的系統突變(涉及整個染色體組的遺傳突變)而實現的。這樣就可以一下子產生出一個新種甚至一個新屬或新科。美國古生物學家辛普森同意把進化的研究分成兩大領域:研究種以下的進化改變的小進化和研究種以上層次的進化的大進化,但並不同意戈氏的觀點,他並不認為小進化與大進化是各自不同的或彼此無關的進化方式。

小進化研究種以下的進化改變,包括:①小進化的因素和機制,研究遺傳突變、自然選擇、隨機現象(如遺傳漂變)等因素如何引起群體的遺傳組成的改變等。②種形成,研究新種的形成方式和過程,研究小進化因素如何導致同種的群體之間的隔離的形成和發展,研究種內分化和由亞種、半種到完全的種的發展過程等。

大進化研究種以上的分類單元在地質時間尺度上的進化改變,其物件主要是化石,最小研究單位是種。主要研究內容包括:①種及種以上分類單元的起源和大進化的因素。②進化型式,在時間向度上進化的線系的變化和形態。③進化速度,形態改變的速度和分類單元的產生或絕滅速度,種的壽命等。④進化的方向和趨勢。⑤絕滅的規律、原因及其與進化趨勢、速度的關係等。

小進化與大進化在物種這一層次上相互銜接,事實上小進化與大進化都研究物種形成。關於小進化與大進化的關係問題,學術界展開了激烈的爭論:間斷平衡學派認為不能以小進化的機制來解釋大進化的事實;而現代綜合進化論則認為小進化是大進化的基礎,小進化的機制在一定程度上是可以說明大進化的現象的。

進化形式 從進化的觀點看,同時生存的不同生物種在時間的向度上可以回溯到一個共同祖先。因此,按照祖裔關係可以將現時生存的和曾經生存過的生物相互聯結起來,這種表示祖裔關係的生物進化系統稱為種系發生。生物的種系發生可以形象地表示為一棵樹:如果從樹根到樹頂代表時間向度,主幹代表共同祖先,大小分枝代表相互關聯的進化線系,這就構成所謂種系發生樹或進化樹。所謂進化型式就是進化在時間與空間上的特徵,也就是種系發生的特徵,具體表現在進化樹的形態上:枝幹的延續和分枝方式、樹幹的傾斜方向和在空間上的配置、樹幹的中斷等等,它代表著種系發生中線系進化、種形成、絕滅等方面的特徵。 [6]

在譜系進化中有兩種性質不同的進化改變。一是形態結構及其功能由簡單、相對不完善到複雜和相對完善的前進性(進步的)改變,稱之為前進進化;前進進化的結果是造成生物的等級從低階到高階。另一種進化改變是線系分枝,叫做分枝進化;分枝進化的結果是產生新的分類單元和生物歧異度的增長。廣義的前進進化包括除分枝進化以外的各種進化改變,既包括前進的(進步的)進化改變,也包括非前進的甚至退化的改變。既無前進進化,又無分枝進化的情況稱為停滯進化,如活化石之類的情況。

適應輻射

在相對較短的地質時間內,從一個線系分枝出許多歧異的分類單元,叫做輻射。由於輻射分枝通常是向不同的方向適應進化的,所以又稱為適應輻射。

趨同進化與平行進化 不同的線系各自獨立地進化出相似的特徵叫做趨同進化,簡稱趨同。形態結構的進化趨同往往是由於功能的相似,而功能的相似又往往是由於適應於相似的環境。 [7]

平行進化(簡稱平行)是指兩個或多個有共同祖先的線系,在其祖先遺傳的基礎上分別獨立進化出相似的特徵。通常平行與趨同不易區分,一般說來平行進化既涉及同功又涉及同源;假若後裔間的相似程度大於各自的祖先之間的相似程度則可稱為趨同,若後裔之間的相似程度與其祖先之間的相似程度差不多則可稱為平行。

大進化的模式

漸變模式:認為形態進化速度多少是恆定的、勻速的,形態進化是逐漸的;形態改變主要是線系進化造成的,大多發生在種的生存期間,與種形成無關,種形成(線系分枝)本身只是增加新的進化方向。間斷模式:認為形態進化速度是不恆定、非勻速的,快速的“跳躍”與長期的停頓相交替,即在種形成期間進化加速,種形成後保持相對的穩定。進化的形態改變與種形成相關聯,即大部分形態改變是發生在相對較短的種形成時期,在可能長達數百萬年的種生存期內不會發生顯著的形態改變。兩種模式各有一些有 利於自己的證據,但這些證據本身還需進一步研究才能證實。

進化速率 單位時間內生物進化改變數。衡量進化速率必須確定兩個尺度:時間尺度和進化改變數的尺度。時間尺度有兩種,即絕對地質時間和相對地質時間,一般應使用絕對時間尺度;只在不得已時,才使用相對時間尺度。

進化趨勢 從長的時間尺度來看生物進化呈某種方向性,但這並非說自然界存在著既定的進化軌道,這裡說的方向性是統計學的趨向。因此,進化趨勢是任何因素(包括隨機的非隨機的因素)所造成的進化的統計學趨勢。

小進化趨勢 小進化趨勢是指在生物種的自然群體之內,自然選擇作用所造成的表型進化改變的趨向性。這種進化趨勢通常是適應區域性環境的結果,進化改變發生線上系之內,所以也可稱之為線系進化趨勢,表現為線系在時間-進化改變座標系內的傾斜。

大進化趨勢 大進化趨勢是指在種系發生中線系分枝的主體的趨向性。大進化趨勢發生在種以上的分類單元的譜系進化中,所以又可以稱為譜系進化趨勢,表現為譜系中的偏斜。為解釋大進化趨勢發生的原因,不少學者提出過種種假說,但由於缺乏證據,能夠成立或有說服力的還很少見。

進化是生物逐漸演變向前發展的過程。在這個過程中,生物由低階發展到高階,由簡單發展到複雜。今天地球上的各種生物,極少是和遠古時代的祖先一模一樣的。同樣,在未來,各種生物又會和今天不同,這就是進化的結果。進化的過程是極其緩慢的,要經過長期的自然選擇逐漸地演化。除了由低等進化到高等外,生物的種類也不斷地增多。今天的物種遠比5億年前的物種多得多,今後還會不斷地增加。

“創世科學”的提法本身就是自相矛盾。現代科學的核心原則就是方法論的自然主義,即力求透過觀測到的或可檢驗的自然機制來解釋宇宙。物理學用支配物質與能量的特定概念來描述原子核,並透過實驗對這些描述進行檢驗。只有當實驗資料顯示先前的描述不足以解釋觀測到的現象時,物理學家才會引入新的粒子(如夸克)來豐富其理論。而且,這些新粒子的特性並不能隨便定義(新粒子的界定受到嚴格的約束,因為它們必須能納入到現有的物理學框架中)。

相反,鼓吹神力設計的理論家則搬出各種虛幻莫測的東西,並隨意賦予它們以不受約束的各種能力—總之是,怎樣能解答當前的問題就怎樣說。這樣的答案非但不能促進科學探索,反而會阻擋科學探索的道路(如,如何否定萬能神靈的存在?)。

神力設計說不能解決任何問題。例如,具有設計能力的神靈是何時介入生命史的?又是怎樣介入的?是透過創造第一個 DNA,第一個細胞,還是第一個人?每一物種都是神力設計的嗎?抑或只有少數早期物種是神力設計的?鼓吹神力設計說的人常常回避這些問題。他們關於神力設計的說法常常是五花八門,迥然不同,他們也甚至懶得去互相溝通一下以自圓其說。他們採用排除法來進行論證,也就是極力貶低進化論的解釋,將其斥為牽強附會或不完整的理論,從而間示只有以神力設計為基礎的替代理論者是站得住腳的。

從邏輯上講,設計說的鼓吹者完全是在誤導人:即使某種自然主義的解釋有問題,也並不意味著所有這類解釋都應該一棍子打死。此外,他們的論述也沒有使任意一種神力設計說顯得比另一種更合理,實際上就是讓聽眾們自己去作判斷,而某些聽眾在進行這類判斷時無疑會用宗教信仰去取代科學概念。

科學研究一次又一次地證明方法論的自然主義可以克服無知,為那些一度看來深不可測的難解之謎找到越來越詳盡、合理的答案。有關光的本性、疾病的起源以及腦的機理等問題均是如此。現進化論正在為破解生命如何形成和發展之謎做著同樣的工作。創世說無論以何種名義作掩飾,都不會為這方面的科學研究增添絲毫有價值的東西。

在歷史上,《物種起源》的出版,在歐洲乃至整個世界都引起轟動。它沉重地打擊了神權統治的根基,從反動教會到封建御用文人都狂怒了。他們群起攻之,誣衊達爾文的學說“褻瀆聖靈”,觸犯“君權神授天理,”有失人類尊嚴。

第二部鉅著

緊接著,達爾文又開始他的第二部鉅著《動物和植物在家養下的變異》的寫作,以不可爭辯的事實和嚴謹的科學論斷,進一步闡述他的進化論觀點,提出物種的變異、遺傳,生物的生存鬥爭、自然選擇的重要論點,並很快出版這部鉅著。晚年的達爾文,儘管體弱多病,但他以驚人的毅力,頑強地堅持進行科學研究和寫作,連續出版了《人類的由來》等很多著作。

榮譽成就

達爾文

達爾文字人說過:“我一生中主要的樂趣和唯一的事業,是我的科學著作。還有一些在旅行中直接考察得到的最重要的科學成果。”如:達爾文字人所寫的著名的《考察日記》和《貝格爾號地質學》、《貝格爾號的動物學》等。在他的著作中,具有特別重大歷史意義的是《物種起源》,表明達爾文的進化論思想和自然選擇理論的逐步發展過程。《物種起源》的出版是一件具有世界意義的大事,因為《物種起源》的出版標誌著十九世紀絕大多數有學問的人對生物界和人類在生物界中的地位的看法發生了深刻的變化。《物種起源》的出版,引起造化論者和具有目的論情緒的科學家們(而這些人卻是佔絕大多數)對達爾文學說的猛烈攻擊,也引起維護達爾文主義的相應鬥爭,積極參加這一斗爭的除達爾文字人外還有進步的博物學家,他們到處都成為達爾文學說的熱烈擁護者。

個人信仰

達爾文晚年不信基督

達爾文生活照,封面是達爾文和其妻子的畫像(15張)

在達爾文的“自傳”裡(《達爾文傳》未刪節版98頁,刪節版84頁,32開版本,僅“自傳”部分,詳見書後的參考書目),找不到任何有關達爾文悔改信主的一點影子,正相反,在他的“自傳”裡,我們看到的是達爾文的一付極力反對上帝的真實面孔,他甚至如此地咒詛聖經“這真是該死的教義”。至於那個“看見土人信主後變文明瞭,達爾文就受感動也信主了”的見證,在“自傳”中也沒有找到,但在另一本《達爾文傳》(陳克晶等編著)中有類似的說法,可也沒有說達爾文因此而信主。如果他真的信主了,那麼,如此具有轟動效應的爆炸性的訊息,為何在其它的《達爾文傳》中看不到?現今社會上出版的《達爾文傳》很多。由無神論者寫的《達爾文傳》,自然不會說他後來成了基督徒;可由有基督教文化背景的作家寫的《達爾文傳》,也同樣沒有說他晚年信了基督。

自傳部分述宗教觀點

可是,我卻很不願意放棄自己的信仰;我確實有這種想法,因為我能夠清楚地記得,我時常再三地墮入幻想的夢境,好象是在龐貝或者在其它地點發現了某些著名的古代羅馬人士的書簡或手稿,它們可以使人非常驚奇地證實了《福音書》中所講到的一切事件。可是,甚至是在我的想象力所能達到的自由境界中,我仍舊越來越難以想出那種使自己信服的證據來。因此,不信神就以很緩慢的速度侵入了我的頭腦中,而且最後終於完全不信神了。可是,這個過程的速度卻很緩慢,使我毫無痛苦的感受,甚至從那時起連一秒鐘也沒有使我去懷疑自己的結論是否正確。而且實際上,我恐怕還不能夠理解到,無論什麼人怎樣會希望基督教的教義成為真情實事;因為如果它是這樣的話,那麼《福音書》中簡明的經文大概就表明:不信神的人們,其中應當包括我的父親、哥哥和幾乎所有我的親密好友,都將會受到永世的懲罰了。這真是該死的教義!

達爾文的妻子

達爾文的妻子艾瑪是一個虔誠的堅定的基督徒,她每天都讀聖經,定期去教堂,從牧師那裡領受聖餐,她常常給孩子們讀聖經,不贊成禮拜天進行社交活動,甚至在禮拜天是否刺繡、鉤織,在她的內心裡都會引起爭戰。她對上帝是何等地虔誠,以至於達爾文稱讚她“不僅是一個基督徒,而且是一個基督徒的殉道者”。

也正因為如此,埃瑪對達爾文的感情是極其複雜痛苦的。她是一個虔誠的基督徒,同時她又深愛著達爾文,達爾文也深愛著她。但知夫莫過妻,埃瑪知道達爾文並不信仰上帝,她多次勸丈夫相信上帝,希望他“從聖經《馬太福音》中去尋找安慰”,可達爾文卻愛用這樣的話來應付妻子:“我肯定不是無神論者,我並不否認上帝的存在。我大概是個不可知論者;僅僅是不能肯定地去理解這個問題罷了。”面對達爾文的搪塞,埃瑪十分痛苦。後來,《物種起源》出版了,埃瑪的心就更加矛盾了,因為這本書遭到了教會對達爾文猛烈的抨擊。作為妻子,她討厭那些指責;可作為基督徒,她又贊同那些指責。她堅信“如果人們失去了對上帝的信仰,就會失去一切希望”,她說:“人們沒有信仰就不能活下去。如果沒有信仰,生活確實是太難了,而且是不可能的。如果看到唯物主義戰勝唯靈主義,我會十分痛苦。”她知道進化論會削弱人們對上帝的信仰,就試圖向達爾文提出修改《物種起源》。嘴勸是不行的了,她就用寫信的方式來向近在咫尺、朝夕相處的丈夫表達自己痛苦的心情:“……我肯定你知道我愛你至深,所以我感到你的痛苦就是我的痛苦,我發現唯一能使我的思想得到寬慰的,就是讓上帝的手來解除這種痛苦。”可是,一直到死,達爾文也沒改變自己的立場。在他去世的當天,埃瑪對女兒說:“父親恐怕不相信上帝,可是上帝相信他。他將安靜地在他所去的地方休息。”這既是無可奈何的自我安慰,也是對達爾文最權威的“蓋棺論定”——達爾文從未悔改信主!

達爾文不信基督

1887年,達爾文的兒子法朗士·達爾文整理出版了《達爾文自傳》。由於原“自傳”中的“宗教觀點”一節表明了達爾文對基督教強烈的反感情緒,例如他咒詛《聖經》是“這真是該死的教義”,達爾文的妻子埃瑪對此十分不滿,說:“如果把這部分話發表出去,我就很不高興。我以為,他寫得太粗魯了。”為此,她堅決要求法朗士·達爾文刪去“宗教觀點”這一節。所以,首版《達爾文自傳》就是經過刪節的。而到了1958年,達爾文的孫女諾拉才出版了未刪節的《達爾文回憶錄》。在這兩本由達爾文的嫡親整理出來的最據權威的“自傳”裡,根本就找不著那些傳福音書籍所說的有關達爾文信主的見證!相反卻讓我們看見了一個堅定的上帝的反叛者的真實自白——這些真心話他在外面輕易不說。

那麼又是什麼讓基督徒認為他信仰了基督呢?

1、必須承認,達爾文是個正派的科學家!他曾經慷慨地給教會捐款;看到野蠻的土人被基督教所感化變得文明瞭,他就積極支援基督教會的傳道工作,曾經和貝格爾號皇家軍艦艦長羅伯特·菲茨羅伊一起聯名寫了《一封關於塔希提島和紐西蘭等島居民道德狀況的意見》,向英國政府、教會和公眾倡議支援傳教事業。

2、中世紀天主教異端裁判所迫害科學家布魯諾、伽利略的陰影,始終籠罩在達爾文的心裡,使得他遲遲不敢發表早已寫完的《物種起源》,他知道一旦發表就會引起軒然大波——後來的事實也證明的確如此。他不是個革命家,不是個傳教士,他是個擁有十個孩子(只活下來了六個)的父親,他不具備“坐牢”、“殉道”的勇氣和膽量。他對宗教只能“敬而遠之”。

3、儘管達爾文的父親不是基督徒,但他希望兒子成為一個牧師,以便有一個好“職業”,所以就讓達爾文在劍橋大學讀了三年神學;而到了後來,見達爾文沒有成為牧師,他又勸達爾文隱瞞自己對基督教的反對觀點。因為當時英國的基督徒太多了;而且達爾文的妻子埃瑪就是個虔誠的基督徒,所以,夫妻倆十分相愛,達爾文也非常尊重妻子的信仰。

注意以下著作的中文名稱可能並未將原文名稱完全翻譯。

1835-1862

達爾文

1835年:《給亨斯洛教授的信件之摘要》(Extracts from letters to Professor Henslow)

1836年:《大溪地與紐西蘭等地區的道德狀況報告》(A LETTER, Containing Remarks on the Moral State of TAHITI, NEW ZEALAND, &c. – BY CAPT. R. FITZROY AND C. DARWIN, ESQ. OF H.M.S. 'Beagle.')

1839年:《紀錄與評論》(Journal and Remarks),通常稱為《貝格爾號之旅》。

《貝格爾號之旅的動物學》(Zoology of the Voyage of H.M.S. Beagle):共5卷,分別由多位作者發表於1839年到1843年間。其中兩卷由查爾斯·達爾文編輯與監督,分別為: 1840年:《第一部分:哺乳類化石》(Part I. Fossil Mammalia),理察·歐文的作品。

1839年:《第二部分:哺乳類》(Part II. Mammalia),喬治·羅伯特·瓦特豪斯(George Robert Waterhouse)的作品。

1842年:《珊瑚礁的結構與分佈》(The Structure and Distribution of Coral Reefs)

1844年:《火山群島的地質觀察》(Geological Observations of Volcanic Islands)

1846年:《南美地質觀察》(Geological Observations on South America)

1849年:《地質學》(Geology),發表在約翰·弗里德里希·威廉·赫歇爾所編的《科學調查手冊》(A Manual of scientific enquiry; prepared for the use of Her Majesty's Navy: and adapted for travellers in general.)。

1851年:《蔓足亞綱》A Monograph of the Sub-class Cirripedia, with Figures of all the Species. The Lepadidae; or, Pedunculated Cirripedes.

1851年:《茗荷科化石》A Monograph on the Fossil Lepadidae; or, Pedunculated Cirripedes of Great Britain

1854年:《蔓足亞綱》A Monograph of the Sub-class Cirripedia, with Figures of all the Species. The Balanidae (or Sessile Cirripedes); the Verrucidae, etc.

1854年:《藤壺科與花籠科》A Monograph on the Fossil Balanidæ and Verrucidæ of Great Britain.

1858年:《討論物種形成變異的趨向;以及變異的永久性和物種受選擇的自然意義》(On the Tendency of Species to form Varieties; and on the Perpetuation of Varieties and Species by Natural Means of Selection),摘自一個未發表的著作。

1958年:《查爾斯·達爾文自傳》(Autobiography of Charles Darwin),巴羅(Barlow)所編撰的的完整版。1859年:《物種起源》(On the Origin of Species by Means of Natural Selection, or the Preservation of Favoured Races in the Struggle for Life),完整書名為《依據自然選擇或在生存競爭中適者存活討論物種起源》。

1862年:《不列顛與外國蘭花經由昆蟲授粉的各種手段》(On the various contrivances by which British and foreign orchids are fertilised by insects)。

1868-1903

1868年:《動物和植物在家養下的變異》(Variation of Plants and Animals Under Domestication)。1871年:《人類的由來與性擇》(The Descent of Man, and Selection in Relation to Sex),又稱《人類起源》。

1872年:《人類與動物的感情表達》(The Expression of Emotions in Man and Animals)。

1875年:《攀緣植物的運動與習性》(Movement and Habits of Climbing Plants)。

1875年:《食蟲植物》(Insectivorous Plants)。

1876年:《異花授精與自體授精在植物界中的效果》(The Effects of Cross and Self-Fertilisation in the Vegetable Kingdom)。

1877年:《同種植物的不同花型》(The Different Forms of Flowers on Plants of the Same Species)。1879年:《序言與“預告”》(Preface and a preliminary notice),在恩斯特·克勞思(Ernst Krause)的《伊拉斯謨斯·達爾文》中。

1880年:《植物運動的力量》(The Power of Movement in Plants)。

1881年:《腐植土的產生與蚯蚓的作用》(The Formation of Vegetable Mould Through the Action of Worms),又稱《蚯蚓》。

1887年:《查爾斯·達爾文的生平與信件》(Life and Letters of Charles Darwin),由弗朗西斯·達爾文編撰。

1903年:《更多查爾斯·達爾文的信件》(More Letters of Charles Darwin),由史瓦德(A.C. Sewar與弗朗西斯·達爾文編撰。

《物種起源》

達爾文51歲,發表《物種起源》後不久(2張)

英文書名:On the Origin of Species

中文書名:物種源始

《物種起源》的意義

物種起源

1859年11月24日,英國博物學家、進化論的奠基人達爾文的《物種起源》出版,奠定了進化論的理論基礎。進化論被恩格斯稱為19世紀自然科學三大發現之一。

一部劃時代的著作

標誌著19世紀絕大多數有學問的人對生物界和人類在生物界中的地位的看法發生了深刻的變化。

影響歷史程序的經典著作

震撼世界的10本書之一

對人類發展程序產生過廣泛影響的鉅著

影響中國近代社會的經典譯作

1985年美國《生活》雜誌評選的人類有史以來的最佳圖書

1986年法國《讀書》雜誌推薦的理想藏書

1859年11月24日,在英國倫敦,這是很不平凡的一天。這一天,倫敦眾多市民湧向一家書店,爭相購買一本剛出版的新書。這本書的第一版1250冊在出版之日即全部售罄。

這本轟動一時的新書就是《物種起源》,它是進化論的奠基人達爾文的第一部鉅著。這部著作的問世,第一次把生物學建立在完全科學的基礎上,以全新的生物進化思想推翻了"神創論"和"物種不變"的理論。

《物種起源》的出版,在歐洲乃至整個世界都引起轟動。它沉重地打擊了神權統治的根基,從反動教會到封建御用文人都狂怒了,他們群起攻之,誣衊達爾文的學說 "褻瀆聖靈",觸犯"君權神授天理",有失人類尊嚴。與此相反,以赫胥黎為代表的進步學者,積極宣傳和捍衛達爾文主義。進化論轟開了人們的思想禁錮,啟發和教育人們從宗教迷信的束縛下解放出來。

達爾文

達爾文著作從四個方面影響了心理學

1、它強調動物和人類之間心理機能的連續性;

2、它把心理學的課題改變為意識的機能而非意識的內容,把心理學的目標改變為研究有機體對其環境的適應;

3、它為各種可供選擇的調查和研究方法提供了合理的證據,而非僅僅侷限於實驗的內省;

4、它注重同一物種的成員之間的個體差異。

達爾文對機能主義的發展有著特殊的影響,他的進化論引導了美國機能主義學派心理學思想的興起,從而開啟了以美國為中心的心理學新時代。

家庭生活

子女

達爾文的著作(18張)

達爾文夫婦共生下了10個子女。其中有3個夭折:二女兒瑪麗僅活了3個星期,小兒子查爾斯在兩歲時死於猩紅熱,大女兒安妮在10歲時死於肺結核。

後來有人把達爾文子女的夭折歸咎於近親結婚。這是沒有道理的。近親結婚沒有給達爾文的子女帶來更高的夭折率。

威廉·伊拉茲馬斯(1839-1914) 達爾文長子,銀行家。達爾文對其嬰兒時期進行了仔細認真的觀察,努力發現並記錄下孩子與生俱來的表情和行為,以及後天逐漸成長學習的過程。據此,達爾文編寫了《兒童成長簡介》,後來到1877年才出版。

喬治·霍華德(1845-1912) 達爾文次子,天文學家、數學家。1879年成為皇家學會會員。1883年父親逝世後第二年,成為劍橋大學天文學和實驗學終身教授。曾研究太陽系的起源和演變。幫助父親做過關於近親婚姻後果的統計研究。

費朗西斯(1848-1925) 達爾文的三兒子,天文學家,擅長植物生理學。父親的傳記作者,整理編輯了達爾文的部分信件(《達爾文生平及其書信集》1887年;與西沃德合編《達爾文書信續集》1903年)。1875年開始,成為父親的得力搭檔(尤其是參與編寫《植物的活動能力》,1880年出版)。1879年成為皇家學會成員。1884年開始在劍橋大學執教,1888-1904年為植物學教授。

倫納德(1850-1943) 達爾文的四兒子,皇家工程兵部隊軍人(1871),1890年成為少校。任教於查頓軍事工程兵學校(1877-1882),之後服務於作戰部(收集情報,1885-1890),1892-1895年是利奇菲爾德區(英國斯塔福德郡)的自由黨議員。1908-1911年主持皇家地質協會工作。優生學家,擁護高爾頓的優生學思想;社會達爾文主義者,強烈反對社會對窮人們的救濟(與他父親的做法正好相反),是達爾文後代中在思想上經常同達爾文產生偏差和不一致的一個人。

霍勒斯(1851-1928) 達爾文的五兒子,工程師、科學儀器的設計師。1885年創辦劍橋儀器公司。1896-1897年是劍橋市長。1903年成為皇家學會會員。其女拉·巴洛編印了達爾文的多部作品:《達爾文在“貝格爾號”上的旅行日記》(1933年)、《達爾文和“貝格爾號”的旅行》(1945年)、《達爾文自傳》(1958年)、《達爾文鳥類學筆記》(1963年)、《青年達爾文和亨斯洛的通訊》(1967年)。 [11]

評論

孩子是父母能夠得到的最好禮物,而孩子的夭折也給父母帶來了最大的痛苦。我們應該慶幸現代醫學的進步大大降低了出現這種痛苦的可能性,這是達爾文時代的人們所難以想象的。它確實算得上是科學最大的勝利之一。

相關事件

2022年4月5日,據美聯社報道,英國已故生物學家查爾斯·達爾文的兩本筆記失竊20年後被還給劍橋大學圖書館。劍橋大學稱,達爾文筆記本上個月9日出現在圖書館公共區域,就在攝像頭無法監控到的圖書管理員辦公室外面。據瞭解,達爾文的這兩本筆記在2001年失蹤,當時的圖書館工作人員認為有可能是放錯了位置。劍橋圖書館2020年10月才正式報警稱筆記本被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