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宋建國後，朝廷官職制度，沿襲唐朝制度，但是名不副實，不倫不類。中書、門下、尚書三省，本來分別負責起草詔書、稽核詔書和執行政令，但實際上三省官員沒有專門職責，臺、省、寺、監等各部門沒有定員。三省長官本來是宰相，可宋朝三省長官不參與朝政，六部任何尚書或侍郎，只要加了一個“同中書門下平章事”的頭銜，就到政事堂上班，就是真宰相。

“吏戶禮兵刑工”六部職責不明；給事中、中書舍人等不領本職工作；諫議官員沒有進諫的責任；起居舍人不負責記錄起居注 司諫、正言沒有特旨安排，也不指責他人過錯。

而且，宋朝的官員組成複雜，分別由寄祿官、差遣官、散官、勳官、爵位，貼職等組成。其中最重要的是寄祿官和差遣官。

寄祿官是三公、六部、九卿等官職，這些官名只用作定品秩、俸祿、章服和序遷的根據，也稱為正官或本官。實際上是虛官，擺設官。

差遣官是指官員擔任的實際職務，又稱職事官。差遣名稱中常帶有判、知、權、直、試、管勾、提舉、提點、籤書、監等字，如知某州、知某府、知制誥、直秘閣、判祠部事、提點刑獄公事等等。也有一些差遣並不帶上這些字樣，如安撫使等。差遣官就是實際幹事的官，是實權官。

加上散官、勳官等等，讓人頭昏眼花。總而言之，政府機構重疊，有部門無定員、無專職，無差遣，又有許多徒有其名而無所事事的部門；有其官而不任實職，官職名稱與實際職事之間不相稱；冗官氾濫，造成官員之間在其位不謀其政，互相推諉、扯皮的情況非常普遍。

以前的皇帝和大臣都早有覺察，但是都習慣於“躺平”，任其發展。神宗趙頊，慨然扛起了這杆改革官制的大旗。

公元1080年六月，趙頊下詔在中書省設立“詳定官制局”，命翰林學士張璪、樞密副使張誠一負責，詳細擬訂官制改革的細則。

九月，根據“詳定官制局”的奏呈，趙頊下詔，頒行《寄祿格》，《寄祿格》，就是寄祿官官銜和食祿品秩的規定。即將“寄祿官”和“差遣官”整合，凡是吃空餉不做事的，要麼罷免，要麼授以實事，套上新頒佈的官階。

同時，糾正官職名稱，比如用“開府儀同三司”替換“中書令、侍中、同平章事”，用“特進”替換“左、右僕射”，等等。

當時有人提出將樞密院劃歸兵部，

趙頊道：“祖宗不將兵權交由一個部門，特意命專門機構統屬，實際是相互制約權力，怎麼能廢除？”

公元1081年七月，趙頊下詔，施行《定選格》，《定選格》就是銓選制度，“銓選”簡單講就是選官，吏部選文官，兵部選武官。包括初選入官（做官）和提拔。

神宗改革官制前，做官有五個途徑：考試、蔭功、攝署（地方長官有權徵聘委任下屬佐僚，報請朝廷批准，頒發授官敕書，被徵聘官成為國家官吏）、流外（實際為吏員，無品秩）、從軍。

以前，官員的選拔也很複雜，一是文臣，在少卿、監以上的，由中書宰相負責；京朝官（'京官'和能朝見皇帝的'朝官'合稱）由審官院負責。二是武臣，刺史、副率以上，樞密院負責；使臣三班院負責。

《定選格》將銓選權力收歸吏部，設定四個部門。

一，尚書左選，負責文臣寄祿官自朝議大夫、職事官自大理正以下除中書省直接任命之外的銓選；二，尚書右選，負責武臣升朝官自皇城使、職事官自金吾、階衛、仗司以下除樞密院直接任命之外的銓選；三，侍郎左選，負責入仕至州縣幕職官的銓選；四，侍郎右選，負責借差、監當至供奉官、軍使的銓選。

公元1082年二月，頒發三省，樞密院、六部條例。

四月以王珪為尚書左僕射兼門下侍郎，行門下省侍中職責；蔡確為尚書右僕射兼中書侍郎，行使中書省中書令職責，這是宰相新名稱。章惇為門下侍郎、張璪為中書侍郎、蒲宗孟為尚書左丞、王安禮為尚書右丞，這是以前的參知政事（副宰相），也是宋朝第一次出現四位參知政事的局面。

至此官制改革完成。

趙頊的官制改革，基本恢復了三省六部制度，加強了中央集權，削弱了宰相的權力。

在北宋中期以前，皇帝的權力並不是為所欲為的，它受到以宰相為首的各級官員的監督，尤其是宰相的權力過大，中央機構的三省都歸宰相統領，皇帝實際上並不能完全直接管理朝政。

鑑於此，宋神宗為了實現皇帝乾綱獨斷的目的，推行官制改革，使三省六部服務於皇帝，而不是服務於宰相，目的就是削弱宰相的權力，使得皇帝可以直接管理朝政，中央集權越來越得到強化，後來明朝朱元璋廢除宰相，直接由六部向皇帝負責，更加分散了官員的權力，到清朝時，皇帝權力達到頂峰，完全集中在皇帝一人手中，官員基本只要跪拜執行而已，這是趙頊改革官制對中國社會最深遠的影響。

佐料：宋朝最重要的地方官是“知某州”、“知某府”、“知某軍”，但是，如果仔細研究宋史的人會發現，《宋史.職官志》沒有規定“知某州”、“知某軍”“知某府”的品秩，為什麼？

因為知某州是“職事官”，即“差遣官”，“差遣官”被差遣時，一定是帶有本官即寄祿官身份的，他的本官身份可能高於也可能低於“差遣官”身份。簡單說，“差遣官”一定有個字首，比如，狄青平叛儂智高時，“差遣官”是“宣撫荊湖南北路、經制廣南盜賊事”，但他的本官即寄祿官則是“宣徽南院使”。

再比如，公元1085年，蘇軾以朝奉郎的身份“知登州”，1089年以龍圖閣學士身份“知杭州”。而這個“朝奉郎”和“龍圖閣學士”就是寄祿官，它才有品秩。“知杭州”是“差遣官”沒有品秩。

實際上，宋朝是沒有“知州”“知府”這個官職概念的，正確的稱謂是“知某州”、“知某府”、“知某軍，或者是“判某州”、“判某府”、“判某軍”，這是州一級（包括州、府、軍、監）的一把手。

那麼，“知”和“判”有什麼區別？一般來說，使相（親王、樞密使、節度使、留守兼同平章事、侍中、中書令）到地方用“判”，比如，1037年，呂夷簡罷相，以鎮安軍節度使、同平章事身份“判許州”；1068年，韓琦罷相後，以武勝軍節度使、司徒兼侍中身份“判相州”；1076年，王安石罷相後，以鎮南軍節度使、同平章事身份“判江寧府”；

而1006年，寇準罷相後，以刑部尚書身份“知陝州”，1019年，寇準第二次罷相後，以太常卿身份“知相州”；1078年，韓絳罷相後，以建雄軍節度使身份“知定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