唐笠再次陷入沉默，他明白李傳這句話真正問的是什麼。

這不是在問自己佔據晉城後要做什麼？而是在問自己佔據晉城後要怎麼做？

這大概才是李傳代表的同生道最關心的問題，因此之前一直沒什麼表情的李傳，臉上明顯起了變化。微微顫動的眉毛和嘴角清晰的表明了他內心的不平靜。

這些細微的反應雖然掩飾的極好，但如今感官敏銳程度已經遠超常人的唐笠卻能夠清楚的感覺到。

唐笠既然心裡明白，就不想和對方打什麼機鋒，沉吟良久後才緩緩開口道：“實話實說，唐某和最開始的鄭家村諸位兄弟起事，原因很簡單，就是實在沒了活路，只有奮起反抗才有一線生機。

後來的種種作為也是一樣，就是為了能活下去。即便是死，臨死也要拉個墊背的，也算是報了一點血海深仇，不至於像牲畜一般死的窩囊！

兩次山中的反圍剿是如此，趁著秦魏交戰下山劫糧也是如此。

人要活命，總要吃飯，山中打獵又養活不了太多人；人少了又打不過圍剿的官軍。

不過我源於百姓、起於百姓，自然不忍禍害百姓，所以就在下山劫糧時盡力解救一下和我們自己一樣活不下去的百姓。

這樣一來，進山的人就越來越多，需要的糧食也就越來越多，不得已之下才試著冒險襲取晉城。

說白了，唐某和盤古軍就是這樣被逼著一路走過來的。

以後要如何做？該如何做？唐某實在沒有太清楚的想法。

不過，起事這一年多來，唐某見了太多底層秦人百姓的困苦和絕望，多多少少也有了點粗淺的想法。既然李老問到了，我就隨便說說。”

盤古軍出現的時間並不長，行動區域也不大，特別關注的同生道自然對其做了不少了解。因此李傳知道唐笠所言不虛說，心裡也覺得唐笠的這套說辭沒有任何問題。

唐笠看了一眼微微頷首的李傳，繼續說道：“唐某認為，無論如何做，無論何種學說、何種國策，最基本的都應該是人！

任何時候，任何地方，無論是一個國家也好，一個族群也好，人都是最基本，也是最重要的。

沒有了人，什麼朝堂？什麼國家？甚至是族群都將不復存在。

因此保護人，才應該是一切的中心和出發點。”

唐笠一開始的時候說的還很慢，畢竟他在夢外那個世界也不是學什麼哲學或者歷史的，很多道理心裡知道卻從沒有機會試著用語言清晰準確的表達出來。因此是一邊想一邊說，表現出來的就是斟字酌句的小心謹慎。

好在來到這個夢中世界一年多來，他在山中的時候堅持給大傢伙洗腦。講得多了自然在積累經驗的同時也會有所體會、有所思考，說著說著就就越來越順，甚至越說越嗨了。

“唐某這裡說的人，不僅僅指的是普通百姓。而是包括了種地的農夫、製作器物的工匠、流通物品的商賈、經營百業的平民、救死扶傷的醫者、制定國策、治理地方的官吏和保家衛國計程車兵等等所有能為國家、族群作出貢獻的人。

唐某更願意把這些人稱之為人民，而人民才是一切的基礎和力量源泉！

一個國家，或者一個勢力想要強盛，活民、保民是最基本也是必須要完成的任務。而讓人民不僅僅吃飽穿暖，還能吃得好、穿得好、活的有尊嚴、心中有追求才是終極目標！

做到了基本才能去談其他，才能期望人民懂禮儀、知廉恥、守律法、團結一心抵抗外辱。

做到了終極目標，國家自然強盛，朝廷自然政令暢通、天下自然就會太平繁榮。”

唐笠雖然自己說嗨了，卻也沒忘了觀察李傳的反應。

而李傳面對這番“理論”，臉上的表情可謂是精彩紛呈。

不是唐笠說的有多新鮮，而是表達方式對這個時代的人來說十分新穎。

直白，卻又沒什麼毛病，甚至和各家學說的思想都有契合。

如果李傳也是一個來自夢外世界的人，他一定會給唐笠的這番實際上又大又空的話一個十分準確的評語，那就是“政治正確”！

無論是“活民、保民”，還是讓人民“吃得好、穿得好、有尊嚴、有追求”，任你是哪家的學說也不能說出半個不字來。

就算是最嚴苛、最變態的戰時法家，表面上也得舉雙手贊同，那些“愚民、弱民”的觀點也只敢寫進僅供帝王研讀的《商君書》中。

唐笠從李傳的反應中看出了認同，這才接著說道：“這些太遠太空，更像是一個理想。想要完成理想就必須要腳踏實地的從頭做起，從一點一滴做起。

所以盤古軍現在要做的一切都必須要緊緊圍繞活民和保民這兩點。

民以食為天，人要活下去首要的就是必須得有飯吃。

糧食從哪來？

土地。

因此，讓耕者有其田應當是必須立刻就做的事情。”

唐笠的說辭終於繞回了實際，李傳的思維也終於跟上了節奏。聽到這裡脫口而出道：“計口授田？”

唐笠聞言就是一愣。

這個詞兒他聽過，但具體措施是啥就不清楚了。

李傳看出了唐笠的疑惑，知道他是個有些見識但只是不成體系的傢伙，於是儘量簡單直接的將自古以來的土地制度解說了一番。

其實所謂“計口授田”雖然最初出現在二十八世興武皇帝平定天下時，但實際內容其實自古早就有之。

所有的土地制度究其實質，其實就是土地的所有權問題。

上古時期不提，西周時期的“井田制”大概是最早有明確記錄的土地制度。

井田制下，所有土地均為周天子所有。諸侯、卿大夫、士等各級貴族和國民僅有土地的佔有權和使用權，因此不能隨意買賣。

所謂“率土之濱，莫非王土”就來歷於此。

其實就是土地國有制。

各級土地佔有者一般將土地分成九區，中間一區為公田，周圍八區為私田，因劃分形似“井”字，故得名。

土地的具體耕種者除了底層國民，更多的是奴隸，他們需要首先要為土地佔有者無償耕種公田，然後才能耕種自己的私田。

隨著人口的增長和耕種技術的提高，私田越來越多，井田制逐步瓦解。

春秋時期，周天子統治地位名存實亡，土地國有的基礎不復存在。為了應對頻繁戰爭的巨大消耗，各諸侯國開始對公田和私田同樣收稅，客觀上承認了土地私有。

也就是土地國有制和私有制並存。

到戰國時，商鞅變法明確規定“廢井田、開阡陌”，正式實行土地私有制，允許土地買賣。至始皇帝統一六國，下詔“使黔首自實田”，土地私有制正式得到全面確認。

土地私有制能夠極大的激發人民耕種開荒的積極性，卻有一個致命的缺陷，那就是無法避免的土地兼併。

底層百姓一旦遭遇婚、病、葬、災等重大變故就只能賣地，沒了土地後就只能成為佃戶、隱戶甚至流民。

而相對於底層民眾，擁有大量土地的大地主隱匿土地數量、逃避繳稅義務的能力無疑更強，不但使得國家的稅源逐漸枯竭，甚至開始與國家搶奪人口。

這些人中實力小的是各地方大小不一的豪強，實力大的則與政治權力深度結合後形成了所謂的世家大族。

到王莽篡秦前，土地兼併已經到了很嚴重的程度。因此王莽建新朝後才會託古改制，其意圖其實就是將土地重新收歸國有。

古時由於生產力水平的限制，財富多來源於土地，這種斷絕大小地主根基的做法自然不受待見，引起的反彈讓篡秦前一帆風順的王莽迅速敗亡。

只是新末大亂讓天下人口損失大半，人少了，空出的土地就可以再分一輪，這其實就是光武中興的真相。

到了二十六世靈皇帝時期，土地兼併再次到了難以為繼的地步，加上邊患不止、各地災患不斷，黃巾之亂實際上就是再也活不下去的失地百姓的一次總爆發。

大將軍唐宏前期的功績除了征服大漠消除了邊患，就是在幷州屯田安置流民，後來又推廣至冀、幽二州。

所謂的屯田其實就是土地國有制，屯田百姓就相當於是國家的佃農。之所以說是佃農而不是普通百姓，是因為屯田制下耕種者需要上繳的產出比例非常高。

但為了應付龐大的平叛戰爭消耗，國家對屯田百姓的壓榨過重，根本無法持久。更重要的是屯田制下百姓很快就沒有了墾荒的動力。

費力墾出來的荒地也不是自己的，還得多繳一大筆糧食，屯田百姓又不傻。

為了解決這個問題並緩解矛盾，朝廷先是規定新墾之地歸墾荒者所有，這其實就是承認了部分土地的私有。

可是接下來的問題又來了。

如果你是一個農夫，就算私田和屯田需要繳的稅一樣多，你是更願意耕種自己的私田？還是更願意耕種歸朝廷所有的分配公田呢？

剛開始的時候，因為屯田的土地都是熟地，產量更高，大家可能還更願意種屯田。

但幾年以後呢？

新墾的私田成熟了之後，百姓們肯定就更願意在屬於自己的私田上下功夫。

因此還沒等到天下再次平定，朝廷就不得不再次進行了改革。

說白了，屯田就是個應急的過渡措施，誰都知道不是一個能夠長期實施的政策。

鑑於歷史上血的教訓，全面恢復土地私有制自不可行，計口授田就應運而生了。

所謂的“計口授田”也叫“均田制”，其實就是將按人口平均分配的土地進一步細分成了兩部分。

一部分歸私人所有，可以繼承，允許自由買賣。

一部分為國有，只是租給百姓耕種，百姓無權買賣，耕種者死後收歸國有重新分配。

均田制能夠很大程度上抑制土地兼併，卻無法做到完全避免。

因為當私田被兼併完畢後，已經尾大不掉的大地主們就必然會將目光瞄準國有土地。而兼併了大量私有土地後的大地主已經重新進化成了世家豪族，壟斷了權利和財富的他們自然有得是辦法侵吞國有土地。

當國有土地被侵吞到一定程度的時候，國家就難以為繼了，大亂隨即再次爆發。只能等到大亂讓天下人口大減之後，空餘出的荒地再次重新分配一輪，才能進入下一個輪迴。

這就是為什麼歷史上的治亂有著很明顯時間週期的重要原因之一。

在唐笠夢外那個世界的歷史上，這個週期就是改朝換代；而在夢裡這個世界的歷史上，則是一次又一次的所謂“中興”。

相比最初的土地國有制的低效不被百姓接受，和私有制無法避免的土地快速兼併，均田制能夠更好的平衡兩者之間的優缺點，因此雖然屢有改動卻大體一直被歷代統治者沿用。

直到諸胡南下亂華，這個制度才被野蠻的迅速摧毀。

野蠻的諸胡的社會結構實際上一直處於奴隸時代，入主中原後自然認為所佔之地都是部落首領的，種地的秦人就是會種地的牲畜而已，哪有資格擁有土地？

他們一邊圈佔大量土地給自己的族眾作為牧場或農場，一邊往死了壓榨實際在土地上耕作的秦人農夫。

說白了就是嚴酷到極致的屯田制，耕種者上繳的比例定的極高，基本上就是隻給種地的秦人百姓留下一點勉強活命的口糧而已。

不過客觀規律不會以人的意志為轉移，胡人的屠刀也無法解決所有問題。

極限的壓榨必然導致生產效率的不斷降低，而持續的戰亂又讓各胡族勢力同樣需要更多的錢糧財富。

但是給秦人分地又是不可能的，那要怎麼保證糧食這個古代最重要的戰略物資的產量呢？

於是短暫消失的均田制慢慢的又被胡人重新撿了起來，只是此“均田制”已非彼“均田制”了。

兩者最本質的區別就是私田的所有權歸屬。

二十八世興武皇帝時推行的均田制，私田部分的所有權是歸耕種者個人所有的，可以繼承、可以買賣。

而胡人實行的均田制，私田部分的所有權是歸耕種者的胡人主子所有的，只是產出的上繳比例相較公田稍低一些而已。

其最大的改變其實是部分放開了對底層秦人的人身束縛，允許他們開墾荒地，擴大產出基數。這樣多種一畝地就能多一分結餘，客觀上提高了秦人農夫墾荒的積極性。

那麼私田和公田都不允許買賣，是不是就不會有土地兼併了呢？

並不是。

想想也不可能。

胡人政權的土地所有權並不在國家，而是劃分給了各個部落，說白了就是歸各部落的首領和貴族所有。

部落之間甚至部落內部也是存在相互兼併的。

比如突厥分裂為南北兩部後，南下九部在幷州的土地甚至殘餘部眾就被分給了留守的七大部。

因戰爭男丁損失較大的小部落的土地，第一時間就會被大部落兼併，甚至不管是土地，根本就是連人口都一起吞併了。這本就是胡人千百年來的規矩。

部落間是這樣，部落之中也是這樣的。

一家的男人如果都戰死了，按照胡人的傳統，他家裡的老幼婦孺就會被部落分給其他家，那他家原有的土地和附屬在土地上的秦人奴隸自然也就被部落收回了。這些收回的部分如果重新分配給其他人還好，可惜更多的時候都被部落首領和貴族們的私吞了。

頻繁的戰爭使得這種方式的土地集中速度非常快，而且部落中的土地兼併方式還不止這一種。

因為土地實際是歸各部落的少數上層貴族所有的，所以事實上是可以買賣的。

如果一個胡族小戶因為各種天災人禍或者乾脆就是因為染上了惡習敗光了家產，那他就只能將名下的土地和奴隸賣給能出得起價的部落大貴族以渡過難關。

這樣一來部落中的土地也就會隨著時間的推移變得越來越集中，甚至有越來越多的底層胡人也變成部落貴族的私產，只是身份和待遇總要比秦人奴隸高一些罷了。

這也是胡人入住中原後，戰鬥力無一例外的迅速衰減的原因之一。

除了因為生活上的富足消磨了其尚武精神，使其不願意再像其祖先那樣拼命之外，身份上的起落變化也是一個很重要的原因。

時間的事情就是這樣，如果不是刻意設計加上嚴格監督，通常都是贏家通吃的。伴隨著土地的失去，實際上賣地的人通常都會失去一切。

因此，隨著時間推移，很多最底層的胡人百姓其實生活的也沒比秦人百姓好多少。

江南的南晉雖然依然實行的是均田制，但也和最初的均田制大為不同了，基本上相當於大秦朝末期均田制徹底崩壞前的狀態。

具體說來就是私田已經被大量兼併到了各地的世家大族手中，公田也有部分被侵佔，只是還沒到讓百姓活不下去的那個臨界點而已。

當然，其中也有南北方因為氣候差異，百姓忍受的極限不同的因素。

北方氣候寒冷、降水也少，糧食畝產相對南方偏低，而南方因為氣候溫暖溼潤，糧食畝產更高，所以南方百姓的忍受極限相應的就比較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