比如，周瑜、魯肅所統之兵均數千人，魯肅在荊州與關羽對峙時，麾下士眾竟增至萬餘人。其餘諸將，如呂蒙、徐盛、甘寧、淩統、陳武、蔣欽、賀齊等，所統兵力多少不等，大概在數百至三千人不等。合肥之戰爆發時，諸將仍是各統其兵、分營部署。所以，當張遼率軍突襲至孫權的中軍時，東吳兵力仍處於分散狀態。從兵力對比上來說，並非10萬對800這麼懸殊，而極有可能是800騎兵對數千步兵。在第一次遭遇戰中，吳軍諸將只有徐盛、賀齊二人有出戰記錄，也就是說，極有可能張遼速戰速退後，吳軍諸將還沒反應過來。

而逍遙津的第二次突擊，曹、孫兩軍的兵力對比甚至已發生逆轉。據《三國志·吳書十·甘寧傳》載：（孫權）唯車下虎士千餘人，並呂蒙、蔣欽、淩統及寧，從權逍遙津北。曹軍合肥守軍共7000人，出城追擊的兵力至少不下半數，那麼大概在3000至5000左右。甘寧、淩統隨身兵力皆只數百，呂蒙、蔣欽的兵力不詳其數，但從實際作戰的場面看，徐、宋二將計程車卒被打的潰退，吳軍在數量上絕不會佔優勢。所以《三國志》所說“遼率諸軍追擊，幾復獲權”，並不是吹牛，而是真實戰場記錄。

其次，孫權喜歡親自上前線的習慣，幫了張遼大忙。畢竟想斬首，得先能等到敵人露出腦袋。

孫堅、孫策父子都是銳於決戰、輕於犯險的猛將，這個傳統也延續到孫權身上。不管是射虎還是作戰，孫權都習慣於直薄一線。吳軍主力到達合肥城下後，孫權的指揮位置過於靠前，處於曹軍的突擊範圍內。而張遼的策略正是靠突擊吳軍主帥打擊其士氣，所以他迅速出城突擊，初步達成了戰術效果。此戰後，吳將賀齊尖銳地指出：“至尊人主，常當持重，願以此為終身誡！”（《三國志·吳書十五·賀齊傳》）。第二次突襲，大概吳軍正是先入為主地認為，曹軍兵少不敢來追，故而在撤軍的次序上犯了錯誤，孫權作為三軍之帥，竟然敢於在曹軍視界範圍內最後撤兵。這就給了張遼機會。之後，孫權吸取了教訓，此後雖然仍然喜歡率軍親征，但再也沒有發生被敵軍衝至麾下這種的尷尬事件。

第三，吳軍營壘的防禦功能有限，無法有效阻擋張遼的衝擊。不喜歡鞏固防守設施是吳軍早期的通病，在孫權身上，這個作死的毛病更是明顯。早在孫策未死時，孫權奉命征討六縣山賊（指越地的山民），對設定“圍落”的事情滿不在乎，結果山賊突襲而至，若不是猛將周泰舍死保護，孫權當時便被殺死。

總之，合肥之戰，張遼能創造傳說，主要還是自已能打和對手配合，總給他玩騎兵突襲和斬首的機會。當然，正是吃了合肥的虧，吳軍也長了記性。此後與曹軍對陣，在防守上絕不敢大意。後來曹操率軍出濡須攻吳，雙方復戰於合肥城下，吳軍“據前所立塢，置強弩萬張於其上，以拒曹公”（《三國志·吳書九·呂蒙傳》），終於改變了陣地戰總是被突防的作死傳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