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題，今天來聊聊一些中國對蘇聯一直以來的誤解，這是上篇
步入正題之前先疊個甲，本人無侮辱任何革命先烈，無涉及政治的意思，只是單純想聊聊這些誤解以及對這些事的看法，不想看可以退出，如果有不同看法，歡迎評論區討論。
首先就是毛澤東主席著名的“農村包圍城市”的無產階級戰略方針的改變，這是教員比較著名的的一個論斷，學過八上歷史都知道“農村包圍城市”這一無產階級戰略方針的改變是極為重要的。那我們就不得不說到，蘇聯革命成功的“城市包圍農村”戰略方針，有很多人在比較這些言論的時候，總是會以蘇聯傳給了中國革命錯誤的經驗，而訓斥蘇聯。
“毛澤東是一位傑出的共產黨領袖，他無視莫斯科的第三國際，制定出新的革命策略。他拒絕了只能依靠城市無產階級進行革命的這一傳統馬克思主義原則……這對莫斯科來說純屬異端邪說，但毛自行其是，將農民組織起來，建立了獨立的軍隊和政府。”
——斯塔夫裡阿諾斯《全球通史》
但事實上，蘇聯沒有農村的概念，很多時候都是統稱為農莊的，且蘇聯的城市分佈是高於農莊的。這也是為什麼“城市包圍農村”在蘇聯行的通，但對於那個年代於農村遠高於城市的中國來行不通。更何況那時蘇聯對於當時中國的情況不甚瞭解，只是聽聞他們也要搞馬克思主義， 將自己勝利的經驗傳授出去罷了。根本就不存在，莫斯科故意將錯誤的經驗傳播這一說法。
再說國內流傳最廣的“蘇聯對中國外科手術式的核打擊”，這就更扯了。要知道蘇聯是極力避免三戰爆發的。例如在抗美援朝初期，中國向蘇聯申請空軍作戰時，就曾被蘇聯以不想引起三戰拒絕過，更何談去用核威懾中國。
2012年9月17日徐焰教授在中國新聞週刊上發表的《1969:莫須有的核危機》中就明確指出:當時蘇聯並沒有對中國發動大規模戰爭或進行核打擊的計劃，“蘇聯瓦解後，中國一些研究人員查詢了俄羅斯檔案，並未看到真有進攻中國的計劃。”
所謂的蘇聯計劃核打擊中國的資訊來源，其實是當時“美國媒體的炒作”，目的是“想拉攏中國以孤立它最主要的對手蘇聯”。
再者，所謂美國阻止蘇聯核打擊計劃更屬杜撰，很明顯，“這段敘述其實得不到當事人的證實”，無論是多勃雷寧還是尼克松、基辛格，在其回憶錄中都沒有提到有這樣一件事情。如此重要的事情，如果真的存在，他們是不可能不提的。
現在來看，與“蘇聯要對中國發動戰爭或核打擊”的沸沸揚揚的傳言相反，珍寶島衝突發生後，蘇方決策層一方面非常震驚（依據陳錫聯等當事人的回憶來看，珍寶島事件的真相與全貌已經大致明瞭），一方面其反應或對策主要還是傾向於儘快控制、化解衝突而不是延續、擴大沖突。
在珍寶島戰役發生以後，中國單方面切斷了中蘇之間的聯絡，蘇聯那邊的情況都是需要美國來傳達的，這也就導致了美國傳出這種虛假的謠言，再加上親美派的作用， 有那麼多人相信也就不奇怪了。
衝突爆發後的3月21日，蘇聯二號人物、負責外交的部長會議主席（相當於列寧擔任的人民委員會主席這一職務）柯西金親自撥打專線電話（中蘇友好時期架設的），試圖與中國領導人直接對話來給衝突降溫，不過，連續數次撥打電話都遭到了中方接線員的拒絕乃至斥責，溝通因此未能實現。這一軼事早已廣為人知，是真實的歷史，並非是虛構杜撰的，周總理、中方外交人員的相關講述與蘇方當事人翻譯顧達壽的回憶基本是一致的。
此後，蘇聯繼續努力嘗試與中國領導人進行直接溝通。直至9月，柯西金才借赴河內弔唁胡志明的機會，得到了到赴北京——但是隻能“屈尊”（熊向暉語）在機場——與中方進行會談的許可。就在這次會談中，柯西金做出了蘇聯不會向中國發動戰爭的保證。
1969年9月11日北京首都機場會談時，周總理質問柯西金：“你們要用先發制人的手段來摧毀我們的核基地，如果你們這樣做，我們就宣佈，這是戰爭，這是侵略，我們就要堅決抵抗，抵抗到底。”
柯西金明確地向周總理保證說:
“你知道得很清楚，蘇聯不尋求同中國的戰爭。如果你向我說蘇聯願意打仗，我深信這不是你心裡的話，你不會有這個想法。蘇聯有很多問題要處理，蘇聯共產黨、蘇聯政府不願意打仗，也沒有號召人民打仗，正像中國國內有許多人不要戰爭一樣。”不光不要戰爭，“我們應當恢復衝突以前的友好關係。”‘
對此，周總理當場表示贊同：
“我同意你說的，美國正動員西方一切輿論挑撥中蘇關係，希望我們兩個偉大的國家衝突起來。”（上述引文見廉正保：《周恩來與柯西金機場會談實錄》，《百年潮》2016年第1期）
柯西金做出的蘇聯不會向中國發動戰爭的保證，毫無疑問代表了蘇聯官方的態度。在此之後，蘇聯政府的態度也沒有發生改變。
為什麼當時西方輿論都在報道蘇聯要對中國發動戰爭甚至進行核打擊？針對中國當時極為關切的這一問題，柯西金解釋說這是美國的造謠與挑撥：
“現在西方報刊和以美國為首的力量正利用一切辦法使我們衝突起來。全世界的情報機構花費大量經費幹這件事。以尼克松為首的反動派勢力採取一切手段，使我們兩個偉大的社會主義國家發生衝突。未來他們能做到這一點，就可以把社會主義和共產主義在全世界搞垮。”
珍寶島衝突以及8月的鐵列克提事件後，蘇聯政府決策層從來沒有公開表示過有對中國發動大規模戰爭或進行外科手術式核打擊的明確或具體的意圖與計劃，不光明示沒有，甚至暗示也沒有。我從來沒見到曾有人在講述蘇聯要對中國進行核打擊的時候能同時舉出這樣的證據，若有的話，早就被廣泛引用、傳播了。
公開的沒有，那麼當年蘇聯決策層背後有沒有秘密打擊中國的計劃呢？目前來看，也沒有這樣的證據存在。蘇聯解體後不久，當時領導人勃列日涅夫的助理安德列·亞歷山大羅夫一艾根托夫宣告，珍寶島事件後，蘇聯決策層根本沒有產生先發制人對中國進行核打擊這樣的念頭：
“華盛頓大肆利用被誇大了的蘇聯將進攻中國這一點，美國的這種態度非常令克里姆林宮惱火，因為莫斯科當時根本就沒考慮過這種攻擊。如果我們相信列昂尼德·勃列日涅夫的助理安德•列亞歷山大羅夫一艾根托夫的宣告，那麼事實就是莫斯科並沒有就對中國發動戰爭是否恰當這一點進行任何嚴肅的討論。至於對中國的核設施進行先發制人的打擊的想法，艾根托夫則認為完全消滅中國數量非常小的核資源並不會給蘇聯帶來什麼好處。即使蘇聯這樣做了，中國數百萬軍人仍然是一個‘可怕的威脅’，而蘇聯則會作為一次核戰爭的挑起者而聲譽掃地。亞歷山大羅夫確信，‘毫不奇怪，當時很接近領導人的我，從來沒有以任何形式聽說過或讀過這個所謂的先發制人的打擊’。恰恰相反，特別是在爆發了珍寶島衝突後，蘇聯公眾反而十分擔心中國可能會侵略蘇聯。”（蓋杜克《被困三角關係：蘇聯與美國對中國的開放》，《冷戰國際史研究》2006年第2期第106頁）
列亞歷山大羅夫一艾根托夫的這番話，應該說是經受住了檢驗，蘇聯解體三十年了，公佈了大量檔案材料，沒有發現珍寶島事件後蘇聯曾企圖對中國進行核打擊的證據。
珍寶島衝以及鐵列克提事件後，陳毅、徐向前、聶榮臻、葉劍英四位老帥奉命主持研究蘇聯到底會不會對中國發動大規模戰爭這一課題。經過認真討論後，於1969年7月與1969年9月先後呈交了《對戰爭形勢的初步估計》和《對目前局勢的看法》兩個報告，其結論是在可預見的時期內，蘇聯的主要敵人是美國，“戰略重點仍在歐洲”，且自身力量有限，因此蘇聯對中國發動戰爭的可能性不大。（熊向暉：《開啟中美關係的前奏——1969年四位老帥對國際形勢研究和建議》，《湘潮》1992年第12期）
遺憾的是，如我們今天都已經看到了的，當時做出最後決策時還是高估了戰爭威脅，傾向於認為蘇聯要對中國發動戰爭，為此在全國實施了包括緊急疏散在內的一系列大規模備戰活動。這些歷史都廣為人知，茲不贅述。
“美國保護中國免遭蘇聯核打擊”包含兩層內容：第一，蘇聯要對中國進行核打擊；第二，這一計劃被美國阻止了。如前所述，第一層內容在1969年得到了熱炒，那麼第二層內容具體是由什麼人、在什麼時候製造出來的呢？
1980年蘇聯出版的詳細介紹蘇聯與中國關係史的專著《蘇中關係1945—1980》（奧·鮑·鮑裡索夫/鮑·特·科洛斯科夫：《蘇中關係1945—1980》，三聯書店1982年），裡面早已披露了這一虛構傳言的源頭：
“1973年5月在美國散佈了顯系編造的謠言，似乎1969年美國曾拯救中國免遭蘇聯先發制人的核打擊。對此，1973年5月31日，蘇聯駐華盛頓大使館向報界釋出訊息，強調指出，關於存在蘇聯進攻中國的某些威脅的說法是虛構的，這種威脅過去沒有，現在也不存在。” （《蘇中關係 1945—1980》第417頁，三聯書店1982年版）
蘇聯國家喉舌《真理報》於1973年6月2日就此刊登了相關報道。
故事的製造過程大致如下。最初，1969年美國炒作了“蘇聯要核打擊中國”的話題，不過，這一核打擊並沒有發生。如前所述，明明是1969年蘇聯自己本來就沒有核打擊中國的企圖，事後美國輿論卻企圖將此歸功於美國，於是順水推舟在原來炒作的基礎上，進一步升級加工為“1969年蘇聯本來有核打擊中國的計劃，之所以沒有實施，是因為被美國阻止了。”
在中國廣為流傳的多勃雷寧通知基辛格蘇聯要核打擊中國、基辛格上報尼克松、尼克松以核戰爭威脅阻止蘇聯的故事，就是這樣出籠的。
儘管當時蘇聯就已經進行了澄清，在最重要的報紙上刊登了報道，相關的翻譯為中文的著作也早已在中國出版，但是幾十年來，並沒有得到足夠的重視，以至於“美國保護中國免遭蘇聯核打擊”這樣的不實之言，在今天依舊在中國擁有大量信眾。
不光普通大眾傳媒，甚至包括中國學術界，今天依舊有很多人仍在有意無意地宣揚“珍寶島衝突後蘇聯欲核打擊中國”，如一部很有影響的以挖掘利用新檔案新材料而聞名的中蘇關係史專著裡就明確稱“蘇聯這時候也一方面加強了對中國實施核威脅”，而其作為依據的只是一些當時美國媒體的傳言，再無其它新的訊息來源。
歷史上真正曾企圖對中國進行核打擊的，不是蘇聯，反倒是美國，已經確定的至少有四次，分別是朝鮮戰爭期間，1955年與1958年兩次臺海危機，以及1963年企圖先發制人打擊中國的核武器研製設施。
1962年美蘇古巴導彈危機期間，美國駐日戰略空軍一度做好了在攻擊蘇聯的同時核打擊中國的準備，儘管中國並沒有參與該危機。
除了“1969年蘇聯欲核打擊中國”，還有一例相似的但傳播規模較小的傳言，那就是1963年蘇聯曾企圖對中國的核武器研發基地進行外科手術打擊，以摧毀中國的擁核能力。這也不是事實。1963年，中蘇論戰已經開始，兩國分歧已經表面化，不再遮遮掩掩，被天下所知，這時候，美國肯尼迪政府數次向蘇聯提出建議摧毀中國的核試驗基地，不過都立即遭到了蘇聯的拒絕。
蘇聯不光沒有曾計劃核打擊中國，相反的是，當年在中國面臨美國公開核恐嚇時，蘇聯曾以將會對美國進行核報復來支援中國。1958年8月金門危機爆發後，美國政府公然多次公開表示對中國進行核打擊的可能，9月7日與9月19日，蘇聯領導人赫魯曉夫兩次致信美國總統艾森豪威爾，表示美國若對中國進行核打擊，蘇聯作為中國的盟國必將進行核報復。尤其是第二封信，將核報復的態度表達得極其強烈，讓艾森豪威爾大為惱火。
蘇聯的這一態度，當時令中國很受鼓舞，人民日報專門就此發表社論《艾森豪威爾何以自解？》，其歡欣之情溢於言表：
“蘇聯部長會議主席赫魯曉夫19日就臺灣地區局勢問題再一次寫信給美國總統艾森豪威爾。……艾森豪威爾這樣惱怒和粗暴，原來是赫魯曉夫同志的信擊中了美國當局的痛處。蘇聯部長會議主席在信中在全世界輿論面前揭露了美國的侵略面目，同時又嚴正地警告了美國戰爭狂人，如果他們對中國使用原子武器和氫武器，勢必立即遭到相應的反擊。美國侵略者在全世界人民面前又一次亮了相，原子訛詐政策又一次破了產，這就是艾森豪威爾暴跳如雷、老羞成怒的緣由。”（人民日報1958年9月22日頭版）
“1969年美國保護中國免遭蘇聯核打擊”的虛構故事廣為傳播，而“1958年蘇聯保護中國免遭美國核打擊”的事實卻逐漸被人遺忘，這一反差耐人尋味。
再來說說中國重返聯合國一事，我們都知道在重返聯合國時，蘇聯投了三張同意。我們現在瞭解一下這三票是怎麼來的:
1945年2月4日,英國首相邱吉爾、美國總統羅斯福、蘇聯元帥約瑟夫·斯大林在蘇聯克里米亞的雅爾塔舉行了“雅爾塔會議”,並決定建立聯合國組織。 從1945年聯合國成立到1991年蘇聯解體,烏克蘭和白俄羅斯都是聯合國的成員國。這兩個國家又都是蘇聯的加盟共和國,因此蘇聯在聯合國就有了三個席位,俗稱“一國三票”。 1944年,反法西斯同盟各國在各個戰場上都轉入反攻,盟國勝利在望。 1944年8月21日到9月28日,美、英、蘇三國代表在華盛頓附近的敦巴頓橡樹園舉行會議,討論聯合國的籌建。 針對創始會員國的資格問題,美國主張,除所有曾在1942年1月透過的《聯合國家宣言》上簽字的國家外,再加上8個沒有和軸心國交戰的國家(其中有6個是拉美國家,拉美是美國的戰略“後院”)。 蘇聯認為,美國是想拉一幫小兄弟進聯合國,以便將來投票時“人多力量大”。因此,蘇聯強調創始會員國應是對軸心國宣戰的國家。當美國堅持己見時,蘇聯提出它的16個加盟共和國都應列為創始會員國(1940-1956年,蘇聯還有一個卡累利阿—芬蘭加盟共和國,所以總數是16個)。蘇聯這個提議讓英美代表大為驚恐。據羅伯特·達萊克所著的《羅斯福與美國的外交政策(1932～1945)》記錄,羅斯福聽到這個訊息時說:“我的上帝,告訴葛羅米柯(時任蘇聯駐美大使和首席談判代表),我們決不能接受這個建議。”羅斯福認為這個建議具有“爆炸性”,應嚴守秘密,他立即打電報給斯大林,經雙方緊急磋商,這一問題暫時擱置。 1945年2月,法西斯的崩潰已成定局。1945年2月4日到11日,蘇美英三國首腦在蘇聯克里米亞半島的雅爾塔(今屬烏克蘭)舉行會晤,史稱雅爾塔會議。在這次會議上,蘇聯再次提出了加盟共和國的代表權問題。蘇聯代表提出,蘇聯16個加盟共和國中有3個(烏克蘭、白俄羅斯、立陶宛)或至少兩個(烏克蘭、白俄羅斯),應作為聯合國創始會員國,因為它們在這次戰爭中貢獻巨大。 美國總統羅斯福對此表示為難,他說:“如果我們給某個國家一票以上的代表權,那我們就違反了每個成員國只應該有一票表決權的規定。”但丘吉爾也想讓大英帝國的自治領獲得代表權,所以就支援蘇聯的要求。
蘇聯這三票雖說在中國已經取得大量同意票時，已經無關緊要，可有可無。卻能讓我們看到中蘇之間的友誼究竟是有多麼驚人。
要知道中國重返聯合國的時候，那是1979年，中蘇還處於交惡期的時候。哪怕是在交惡期，蘇聯在明明能投下反對或者棄權選擇了一個對於蘇聯來說幾乎沒有任何好處的同意選項。
1979年同時也處於中美蜜月期，當時處在所謂“蜜月期”的美國，選擇了投下反對票，這樣一對比也難怪官方根本就不承認“中美蜜月期”了。
現在來說說援助，從156專案就不難看出，蘇聯當時是盡心盡力援助中國的，不僅費用便宜，且還有專門的專家講解。反觀“中美蜜月期”，一些常規武器賣出天價，專家講解是不屑一顧，連軍事裝置的操作都僅僅只能遠遠的看一眼。遠不比中蘇蜜月時極為便宜的費用，專家的細緻講解，手把手的軍事裝置操作。
從這些上面就能看出到底哪個國家是真心同中國交好，在這裡順便扯個題外話。中國的建國日甚至是由蘇聯親自挑選。中國原定的建國日是在1950年的1月1日。
“劉少奇按照中央原定方針如實相告:目前我們正集中力量解放華南各省，準備在1950年1月，可能是一月一日時正式成立中央政府。
斯大林思索了一會兒說:國民黨政權實際上已經不復存在了，你們解放了大多數的土地，具備了掌握政權的一切條件，解決重大問題要注意把握實際，千萬不要錯過時期，要警惕帝國主義可能會利用所謂無政府狀態對中國進行干涉，這是極其毒辣的一招，不能不防。”
正是因為斯大林的這一句話，中國的建國日才從原定的1950年1月1日到1949年的10月1日。從這裡就不難看出，中蘇兩方當時是有多信任，原定的建國日說換就換，要知道像建國這樣的大事在確定下來之後極少會有改變，但中國卻因為斯大林的一句話而改變了建國日的到來。
今天就先聊到這裡，我們中下篇再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