黃文炳就是為祭旗而生的。他的死詮釋了“犧牲”的本義。“犧牲”的本義是名詞性的，指供祭祀用的純色全體牲畜或者供盟誓、宴享用的牲畜 。黃文炳是不是純色的，我不知道，但我知道這就是他乾的活。

沒有他來祭旗，好漢們就上不了梁山，這就是個坎。黃文炳就是越過這個坎的墊腳石。這就是壞人的作用。

其實，世界上本沒有絕對的好人或者壞人，因為人無完人 ，金無足赤，任何一個人都有他可取之處，也有他的不足之處。你總不能說他有一點好的地方就是好人，也不能因為他有一點壞處就說他是壞人。而且每個人都有自己的利益關係，你不能因為他有自己的利益關係，為自己謀私利，就認為他是壞人。好人與壞人，社會層面也有個大致的標準，但大多隻是立場不同的，評價的結果也就不同。世界上沒有絕對的好人與壞人。某一時刻做了一件大壞事，譬如殺人，或者某一段時間小壞事做得比較多，譬如經常小偷小摸，就會被別人認定為壞人，好人也是一樣的道理。但好人與壞人並沒有固定的界限。譬如：壞人一念善心會做好事，好人一念貪嗔也會鑄成大錯，這在現實生活中很常見。當然，也有一些人做壞事已經成習慣，一輩子都改不了，這就是通常所說的十惡不赦、惡貫滿盈。

但即使是這樣的人，也不是時時刻刻都在做壞事，譬如慣偷，他也有不偷的時候和不偷的物件。以過去的某種行為來簡單的判定某個人就一定是壞人或者好人，其實並不靠譜。通常情況下，人的認知決定了其行為模式，但也會呈現出與認知不一致的地方，這種不一致只是認知比行為滯後一些，最終都會趨向於與認知的一致。那是不是用某人現在的認知來判斷其好壞就靠譜了呢？實際上這也是不靠譜的，因為人的認知在與周圍環境互動的過程中，本身也會一直不停地改變，最典型的例子是，小時候我們都會憧憬做科學家、詩人這些高尚的職業，長大了往往只想做當官、發財這類低俗的事情。認識到世界上沒有絕對的好人與壞人有什麼用呢？一是可以提醒自己期待壞人變好；二是提醒自己原諒做壞事的好人，人非聖賢孰能無過。這裡的壞人與好人也可以指向自己，鼓勵自己向善向美。一般人所認知的好壞都是建立在自己或者所屬團體利益的立場之上，有利於自己或者所屬團體的人或者事稱之為“好”，不利的稱之為“壞”，這些都是基於立場的觀點，當兩個人立場不一致時，就會對同一個人或物出現重大偏差。這更說明絕對的好人或者壞人不存在，好人與壞人大多是相對的。

比如，同樣是評判黃文炳，蔡九集團人認為他是忠臣良將，梁山集團認為他是壞蛋一枚。同樣是評判宋江，蔡九集團人認為他是殺害妻子的叛國者，梁山集團認為他是棄暗投明的及時雨。

這就是立場問題。

不管黃文炳是不是壞人，他還是為他的行為付出了代價。付出代價之後，大夥高高興興地將所搶得的黃文炳的家財分裝車上，分批上了梁山泊。這又是這兩個人的區別：文炳先生是疏財不仗義，宋江哥哥是仗義不疏財。兩個人似乎各有短長，我們大多是取其“仗義”這一點作為標準的。這就是好人的其中一個來源。

有人投奔、又送銀子，自然是好事，於是，守梁山大寨的幾個頭領吳用、公孫勝、林沖、秦明、蕭讓、金大堅等人，也很高興。他們正愁沒人守城池，正愁沒錢賣糧草，換了誰都會高興的。於是開啟寨門，高高興興地一起下山，恭恭敬敬將一眾好漢迎上梁山大寨來，免不得一番好酒好肉招待。

關於“梁山”，我這裡得囉嗦幾句。梁山本來叫“良山”，因春秋時期附近有良邑而得名。西漢時，漢文帝次子梁王劉武曾獵於此山，死後葬於此山北麓，遂更名為“梁山”。梁山位於山東省西南部，處於山東省的泰安、濟寧、菏澤和河南省的濮陽四地市交界處，梁山則是梁山縣境內最高的地方，位於縣城東南，由虎頭峰、雪山峰、郝山峰、小黃山等七支脈組成，是梁山縣境內最高處，主峰虎頭峰海拔190餘米。單純看海拔，梁山只是小山，但這裡是在華北平原上，這已經算是險要地形了。

實際上，梁山泊這片大湖澤的前身就是歷史上名氣很大的大野澤，也叫鉅野澤。古代四瀆之一的濟水，本是黃河的一條支流，大野澤就是濟水受阻瀦留而成的大澤，範圍很大，大致位置在如今的梁山、東平、鄆城、鉅野、汶上、嘉祥、濟寧一帶。濟水和汶河交匯注入大野澤，之後從東北方向流出，最終注入大海。秦末天下大亂之時，彭越就曾在鉅野澤聚眾為寇，《史記·彭越列傳》中記載：“常漁鉅野澤中，為群盜。”說的就是現在的梁山泊。

濟水作為黃河的支津，本就攜帶大量泥沙，而且漢武帝時黃河決口改道，大野澤也被泥沙淤積，面積不斷萎縮。東漢明帝時，王景治河使得黃河河道穩定下來，而隨著濟水的逐漸淤塞，鉅野澤不斷萎縮，到晚唐時鉅野澤差不多已經消亡，只有北面還有少許遺留。五代十國時，黃河下游河道淤塞，而亂世之時也無人關注黃河的治理問題，黃河又開始頻繁決口，災害不斷。洪水在原來鉅野澤之北梁山一帶瀦留，形成梁山泊。

北宋時黃河頻繁決口，使得洪水肆虐，梁山泊在洪水的衝擊下變得越來越大，終成煙波浩淼的八百里水泊，梁山則變成梁山泊中的一個島。這個島四面環水，和外界之間只有透過船隻往來。梁山本來地形險要，又有梁山泊作為屏障，就變得更加易守難攻。圍不死、攻不下，這就是趙宋朝廷同意招安的主要原因。

說完梁山，我們再說梁山眾頭領一起將一眾好漢迎上聚義廳。晁蓋便請宋江為山寨之主，坐第一把交椅。宋江這時哪敢託大，便道：“哥哥差矣。感蒙眾位不避刀斧，救拔宋江性命。哥哥原是山寨之主，如何卻讓不才？若要堅執，如此相讓，宋江情願就死。”

“情願就死”是假的，但不敢現在就搶這第一把交椅卻是真的。

晁蓋道：“賢弟，如何這般說？當初若不是賢弟擔那血海般干係救得我等七人性命上山，如何有今日之眾？您正該做山寨之主；您不坐，誰坐？”

宋江回道：“仁兄，論年齒，兄長也大十歲。宋江若坐了，豈不自羞？”再三推晁蓋坐了第一位。宋江坐了第二位。吳學究坐了第三位。公孫勝坐了第四位。其餘梁山泊一行林沖、劉唐、阮小二等舊頭領去左邊主位上坐，花榮、秦明、戴宗等新到頭領去右邊客位上坐了。共四十位頭領，約定待日後根據出力多寡，另排座次。

然後便大吹大擂，大開慶喜筵席。開席後，未等晁蓋大頭領開講，宋江便喧賓奪主，嘰嘰歪歪地講了一大堆廢話，又惹我不高興了，便跳將起來說道：“我們現在有這許多軍馬，便造反，怕怎地！晁蓋哥哥便做大宋皇帝（這是我的主要目的），宋江哥哥便做小宋皇帝，吳先生做個丞相，公孫道士便做個國師，我們都做將軍，殺去東京，奪了鳥位，在那裡快活，卻不好！不強似這個鳥水泊裡！”

我畢竟是戴院長的曾經照佛過的屬下，他看我又亂嚷嚷，怕我說錯話，惹出禍來，連忙喊我住口。眾好漢也都只是笑著喝酒，不多說話。畢竟兩股人馬會師不久，還不是很熟，大家跑江湖久了，知道沉默是金，金是最好的東西，所以，最好的語言是沉默。這不是經驗之談，這是推理出來的。

人增多了，房舍用量增大，晁蓋又教山前山後各撥定房屋居住。山寨裡再起造房舍，修理城垣。梁山上下一番百廢待興的景象。

然後殺牛宰馬，飲酒慶賀，山寨裡好不熱鬧。這日子比我當什麼牢頭好多了。再往前說，在原來的那個世界，我最看不起的人，不是沒本事的人，而是“躺平”的人。年齡不大，就想著退休，或者休而不退。現在到了梁山，我自己就成了“他”，也只想著“躺平”了。於是，想起《富翁與漁夫》的故事：有個富翁到海邊渡假，見到一個漁夫躺在沙灘上曬太陽。富翁問漁夫：“這麼好的天氣為什麼不去打魚？”漁夫回答說：“今天的魚已經打夠了，現在是休息的時間。”富翁不解地說：“天氣這麼好，你應該去打更多的魚，以便可以買更好的船，賺更多的錢啊！”漁夫問：“那又能怎麼樣呢？”富翁說：“那你以後就可以僱人出海，不用自已出海，只用舒服地躺著曬太陽就好啦！”漁夫說：“可是，我現在不正是躺著舒舒服服地曬著太陽嗎？”

故事裡的無論漁夫還是富翁，過自己的日子嘛，願意怎麼過就怎麼過，無所謂孰對孰錯，不過見仁見智罷了。從表象看，漁夫和富翁確實同樣的在享受陽光、沙灘、海風，似乎沒有什麼區別！但你深入細想，難道真的是一樣嗎？其實，同樣“在沙灘上曬太陽”，但每個人都能夠想象得到，漁夫與富翁曬太陽背後的生活質量以及心態並不是一樣。因為生活並不是簡單的曬太陽！首先，從生命體驗的角度來看，毫無疑問，富翁的人生更加豐富多彩，他曬太陽是在體驗平凡，而漁夫本就平凡！富翁奮鬥的人生所能遇到的風景，是漁夫很難見到的。一個人在奮鬥的路上，雖然辛苦，但亦有收穫，這未嘗不是一種幸運。只有閱盡繁華的人，才能有底氣說我要回歸平凡，否則只能是笑話！其次，曬太陽的心境是不一樣的：富翁是在海島旅遊度假，而漁夫只是完成當天打漁工作之後的短暫休息。奮鬥後的富翁散步在沙灘上，泡在海水裡，享受著碧海藍天，愜意無比，積累的大量財富，使他無也後顧之憂，他可以隨時隨地踏踏實實無憂無慮地享受生活；而漁夫曬太陽時，說不定心底還想著孩子的學雜費、家裡的水電費、房子的按揭貸款和父母的養老費、醫療費等等。許許多多令我們普通老百姓都有的諸多困難，漁夫都會有。他如何能夠像富翁一樣無憂無慮地享受陽光、沙灘、海風？沒有任何對抗風險能力的生活，又怎麼敢輕易說你已在享受人生？

但是，誰都願意過自己願意的生活，旁人又何必干涉？畢竟，幸福真的沒有統一的標準！只不過無論你想怎樣，就要承擔起應有的後果就行。但都是一種選擇，沒有孰是孰非！

我想，我在梁山的心態算不算淡泊寧靜呢？不管算不算，“躺平”還有肉吃，有酒喝，這不就是李鐵牛小時候想要的生活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