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子騰如此重要，賈雨村沒有忽視，也經常寫信，當然是奉承加表態，反正也沒人知道，這次對陣白蓮教，也不例外，只是說擊敗了應天府外的敵人，還需要京都的大力支援。

王子騰和心腹們已經決定跳出京都利益場，他太難了，做點事吧，總有人反對。他本來打算南下增援睢陽，皇帝卻先發制人讓李衛去了，還安慰說，“王愛卿一直奔波，還是鎮守京都比較好。”

至於他想去平安州抵抗西北草原，北靜王也不答應，說是京營得來不易，不能輕易放手。

作為軍功貴族，王子騰他們的判斷是，紅樓朝廷危險了，雍正他們總是要文臣武將無條件的聽話，恨不得全天下都是工具人，玩尼！

雍正還提倡宋代朱熹的犬儒主義，三綱五常，君要臣死，不得不死這套，想的真美，沒有搭理他的，差不多可以說眾叛親離。

朱熹不簡單，是大宋的聖人，宋朝是歷史上一個重要的朝代，其文化、經濟、科技、軍事和政治等方面，都佔有重要的地位。有人認為宋朝的滅亡是歷史上的一個重要轉折點。

宋朝滅亡的原因是多方面的，包括軍事上的失敗和政治上的腐敗。而與此同時，儒家思想在這一時期極大的發展和興盛，也是宋朝滅亡的原因之一。

宋朝建立的時候是960年，唐朝滅亡是907年，中間53年是分裂的五代十國時期，趙匡胤原是後周將領，在奉命抵禦北漢及契丹聯軍的途中，發動陳橋兵變，回京後逼後周恭帝禪位，從而登基稱帝，建立了宋朝。

得位不容易，趙家很珍惜，對內就是集中兵權，對外被揍的鼻青臉腫，很多領土沒有收復，如燕雲十六州，大致是現在的北京、天津、河北北部、山西北部地區。這一地區由後晉的石敬瑭割讓給了契丹（遼國），宋一直試圖收復，但未能成功。

玉門關以外的廣大西域地區仍處於四分五裂的狀態，由喀喇汗王朝、高昌國、龜茲國等控制，中間有西夏阻隔，黨、項、羌還強勢崛起，北宋在與西夏的三川口之戰、好水川之戰、定川寨一戰等，都損兵折將，西南小國或割據政權，雖實力弱小但地理偏遠，宋也沒有辦法，只能實行安撫政策。

經過與周邊的遼、西夏、金和蒙古等政權的軍事較量，趙家認慫了，軍事政策主要是以防禦為主，缺乏進攻性的戰略。

這種防禦性的軍事政策，一定程度上抵擋住了外敵入侵，反過來沒有進攻能力，使其在面對外敵入侵時顯得力不從心。尤其是在面對金和蒙古的侵略時，宋朝屢戰屢敗，最終導致滅亡。

宋朝在經濟上達到過繁榮的頂峰，但到了南宋時期，國家財政狀況逐漸惡化。大量的戰爭開支使得國家財政捉襟見肘。同時，南宋時期的經濟重心逐漸南移，北方經濟受到嚴重破壞，這也在一定程度上造成了宋朝的滅亡。

趙匡胤是後周世宗柴榮在位時隨徵北漢、南唐的將領，戰功卓著。柴榮病重時，趙匡胤被升為殿前都點檢，成為禁軍最高統帥，因此，趙匡胤對佛教的態度和柴榮應該是一致的。

由於佛教被打壓，使得儒家在宋朝得到了發展，特別是理學的興起。理學是一種新的儒學思想體系，由程顥、程頤和朱熹等人創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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理學強調天理、人性和道德修養，試圖透過對儒家經典的重新解釋，建立起一種新的道德和倫理體系。理學的興起，使儒家思想在宋朝得到了廣泛的傳播和應用。

儒家思想在科舉考試中的重要地位，使得儒學成為廣大知識分子追求的目標，進一步推動了儒家思想的普及和發展。

科舉考試注重的是儒家經典的背誦和理解，這使得許多考生花費大量時間和精力在應試上，而忽視了實際治理能力和軍事才能的培養。

這種過度強調文辭和經典的科舉制度，導致官場中充斥著一大批只會咬文嚼字、缺乏實際能力的文人官員。他們在面對實際的政治和軍事挑戰時，往往顯得無所適從，無法有效應對。這種現象在宋朝末期尤為明顯，成為宋朝滅亡的重要原因之一。

宋朝可以參加科舉考試的人的範圍比唐朝擴大很多，不僅包括士，還包括了庶民，使得更多的社會階層有機會參與到科舉考試中來，不僅提高了科舉的公平性，也使知識更加普及，儒風興盛。

儒家思想在宋朝的興盛，對政治體系產生了深遠的影響。儒家思想強調仁政、德治和禮治，提倡以道德和倫理規範來治理國家，這種思想在一定程度上促進了國家的穩定和社會的和諧。

然而，儒家思想有其侷限性，這種過於注重道德修養和倫理規範，忽視了對現實政治和軍事問題的有效應對。這導致宋朝在面對外部威脅時，缺乏應對的靈活性和有效性。

儒家的道德修養被過度強調，甚至凌駕於治理能力之上時，就會產生矛盾和問題。許多官員在道德和倫理修養上表現出色，但在實際治理和軍事才能上卻相當無能，束手無策。誇誇其談、投降主義、綏靖政策充斥朝野，難以有效應對外部的軍事壓力，最終積重難返。

宋朝官僚體系龐大，重文輕武，忽視軍事力量的培養和加強。這種政治上的不足和軍事上的失誤，進一步削弱了宋朝的統治基礎，缺乏面對外部暴力威脅的應對措施和戰略準備。

理學作為儒家思想的主要代表，在一定程度上推動了社會的進步和道德修養的提升，侷限性也不可忽視。

理學強調天理和人性，主張內聖外王的修養方式，過於關注個人的道德修養和內心世界，而忽視了對實際政治和軍事問題的應對。尤其是在面對金和蒙古的強大軍事威脅時，理學所倡導的道德和倫理規範顯得蒼白無力，無法提供有效的戰略和戰術指導。

此外，理學的過度強調倫理和道德修養，使得官僚體系中的許多官員只注重個人的道德形象，而忽視實際的行政能力和軍事才能。這種現象導致了宋朝官僚體系的低效和腐敗，使得國家治理能力下降，進一步加劇了國家的困境。

面對外部威脅和內部挑戰時，僅僅依靠道德和倫理規範是不夠的，國家治理需要平衡道德與實用兩者的關係，既要注重官員和人民的道德修養，注重禮儀之邦的國風，也要重視實際治理能力和軍事才能的培養。更不能以自己的道德準則要求、臆想外邦的暴力、野蠻，只有這樣，才能在複雜多變的環境中保持國家的穩定和發展。

在應對外部威脅時，過於依賴道德感召和倫理規範，缺乏靈活和有效的戰略和戰術。這一問題在宋朝時期尤為明顯，面對金和蒙古的強大軍事壓力，宋朝往往顯得無所適從，甚至萌生各種不合邏輯的奇談怪論，最終葬送了國家。

儘管宋朝滅亡了，但儒家思想的影響卻在中國歷史上延續了下來。婦女裹小腳就是儒家昌盛的歷史記錄，宋朝的儒家思想和理學的興起，是後世儒家思想的核心。尤其在明清時期，理學更成為官方的意識形態，對國家的政治、社會和文化產生了深遠的影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