讀《宋詩選注》有感

摘要：《宋詩選注》作為錢鍾書先生一部關於宋詩品評的博古通今之作，一直以來都有很高的研究價值。本文基於《宋詩選注》的寫作背景，對全書的內容做了凝練而全面的概括，並結合自己的感想，探尋了錢鍾書先生在此作中的創新之處，同時表達了該書對筆者的啟迪與激勵。根據本文的概括與感想，希望能夠為研讀《宋詩選注》的讀者提供全新的閱讀思路。

關鍵詞：錢鍾書；宋詩選注；詩史；詩詞演變；治學態度

宋詩存詩二十五萬餘首，大約是存世唐詩的五倍。在一般視角下，宋詩似乎是不如唐詩的。焦循在《易餘龠錄》卷十五中提出了文學“一代有一代之所勝”的觀點，就這個觀點看來，宋代文學之勝應在宋詞。但這並非我們輕視宋詩的理由。袁行霈主編的《中國文學史》第三卷中指出，唐詩和宋詩，堪稱“詩歌史上雙峰並峙的兩大典範”。中國古典詩歌體式至唐朝時大備，後世幾乎沒有產生新的體式，在這相對穩定的形式中，唐詩和宋詩代表了兩種不同的基本審美正規化，可以說，元、明、清詩歌大體都可以劃歸到這兩種正規化中。

相較於眾多聲名赫赫的唐詩選本，宋詩選本不僅總量遠為遜色，而且名頭響亮的選本更少。清代吳之振的《宋詩鈔》和厲鶚的《宋詩紀事》可以說是古代最為著名的抄本了，雖其中有很多訛誤（後文會詳細說明），但不失為較經典的參考資料。而錢鍾書先生的《宋詩選注》則是現代宋詩評註的典範。《宋詩選注》被列入中國科學院文學研究所（後為中國社會科學院文學研究所）編校的“中國古典文學作品第五種”，1958年9月由人民文學出版社出版發行後，至今已重印、再印二十餘次，發行總量超過四十萬冊。雖然錢鍾書先生的初心是能夠將本書作為一本面向大眾的普及性讀物，但眾多學者依舊把它當成嚴肅的學術著作，撰寫了不少學術研究的專題論文。可以說，半個多世紀以來，《宋詩選注》在普及領域以及專業領域的影響都經久不衰。

《宋詩選注》的內容分為序、選目、評和注四個部分。而在這四個部分中，序中所言尤為經典。序長達三萬字，分三節。序中詳細論述了錢鍾書先生關於宋詩淵源發展、成敗得失、古典詩歌基本理論的一些藝術認識，闡示了他對中國詩學的基本看法。選目上，在修訂後共選詩人八十家，選錄詩歌三百七十七首，其中絕句一百九十二首。所選詩人的範圍極為廣泛，既有歐陽修、王安石、蘇軾、黃庭堅這類耳熟能詳的名家，又有文同、王令、呂南公等中小詩家，從而挖掘出大量可能未被重視但卻極有研究價值的作家。評與注也是本書的核心內容之一，更是錢鍾書先生的深心所寄。1981年他接受香港記者彥火的採訪時說：“這部選本不很好，由於各種原因，我以為可選的詩往往不能選進去，而我認為不必選的詩往往不能選進去，只有些評論和註解還算有些價值。”從這段話中足可見先生的良苦用心。“評”是對所選詩人生卒年、姓名字號、籍貫、著述的介紹和對其詩歌的評價。“注”是對“評”和所選詩篇的註釋，但與傳統的箋註方式大相徑庭，包含的內容更加廣泛與深刻。《宋詩選注》是多種因素折中的結果，具有獨特的文化複合價值，因此要把序、選目、評與注結合來看，反覆誦讀，才能入其心眼、得其大概。

根據本書的內容劃分，我讀完此書之後的感想也有詳有略。序、評與注是要大講特講的，而選目則儘可自由感悟。錢鍾書先生在做此書時殫精竭慮想要把此書作成一部普及性讀物，我自詡比一般讀者要高妙些，便也盡綿薄之力寫寫我的看法。

序分為三個部分，就我看來，每一個部分都包含了一個精妙的論點。

第一部分的精妙之處在於錢鍾書先生提出了“詩史”這個概念的侷限性，在某種程度上也可以理解為文學與史料的劃分。在本書所選的大部分詩作中，反映歷史現實的詩歌不在少數。如梅堯臣的《田家語》跟《汝墳貧女》，註釋中引用了司馬光的《論義勇六劄子》來引證詩裡所寫的當時抽點弓箭手的慘狀。這是一種很常見的現實主義的寫法，用詩歌去描述最真實的歷史情境，若有一點不實彷彿就犯了彌天大罪一樣，不僅是藐視了朝廷的威嚴，更對不起天下黎民百姓，最重要的是折辱了自己作為文人的錚錚傲骨。“詩史”所映襯的就該是最真實的歷史。但錢鍾書先生否認了這個說法。他認為詩歌可以參考史料，但二者其實應該被清楚地分開。“歷史的考據只扣住表面的跡象，這正是它的克己美德，要不然它就喪失了謹嚴，算不得考據，或者變成不安本分、遇事生風的考據，所謂穿鑿附會；而文學的創作可以深挖事物的隱藏的本質，曲傳人物的未吐露的心理，否則它就沒有盡它的藝術的責任，拋棄了它的創造的職權。”從梅堯臣的《田家語》和《汝墳貧女》中不難看出，歷史檔案所記錄的是“抽點弓箭手”這一不合理兵役制度下的多個歷史情境，而詩歌是把這些歷史情境集中到一起，表達一種更為集中、更富有感染力藝術效果。詩歌的價值不僅僅在它用藝術的手法再現或再創了史料中的內容，更重要的是它所表達的本質。在這個過程中讀者還可以進行一些藝術鑑賞，如語言詞藻、篇章佈局等。在這個基礎上，單說某類詩為“詩史”，那重點應當在“詩”，而非“史”上。

第二個精妙之處在於錢鍾書先生從宋詩的優劣之中提出歷代詩詞演變的弊病——“資書以為詩”這一個概念。宋詩當然是有優點的，比如他們在技巧和語言方面相比唐詩都更加精益求精。它們的缺點也很明顯，如愛講粗淺的道理，發陳舊的議論。但它們最大的缺點是源流倒置，喜歡從前代的詩作中去找尋自己的寫作材料和靈感，“資書以為詩”，全然不顧文學藝術取之不盡、用之不竭的源泉是人民生活這一條真理。而這也是舊詩詞演變的通病。但就宋詩來說，有唐詩作榜樣是它們的大幸，也是大不幸。讀完唐詩之後，宋人知道應該在技巧和語言多下功夫，於是他們的句法或是某些字眼比唐詩來的工穩很多，但同時他們也學會了偷懶，在風格與意境，乃至詩藝的整個方向上依賴唐詩，摹仿唐詩。有兩個很典型的例子可以拿來舉證。南宋有個師法陶潛的詩人陳淵，他在旅行的詩裡說：“淵明已黃壤，詩語餘其趣；我行田野間，舉目輒相遇。誰雲古人遠？正是無來去！”從陶淵明本人及他的詩作中汲取靈感是一件正常的事，但太過，毛病也就自然而然顯露出來了。如果只注視著陶淵明，那首先就會失掉自我，在陶淵明詩境以外的東西都領會不到，並且會“白晝見鬼”、“牽強附會”，將陶淵明若是在世絕對不會有的想法也一併寫進詩裡。再說史堯弼的《湖上》七絕：“浪洶湧翻忽渺漫，須臾風定見平寬；此間有句無人得，赤手長蛇試捕看。”該詩寫得頗有氣魄，《四庫全書總目提要》稱他“天姿踔約”。但他顯然也是有病的。單就赤手長蛇這句來看，蘇軾寫過“此間有句無人識，送與襄陽孟浩然”，韓愈寫過“蛟龍弄角牙，造次欲手攬”，柳宗元寫過“索而讀之，若捕龍蛇、搏虎豹，急與之角，而力不敢暇”。可見，詩人聲稱自己赤手空拳，實則是把先輩的筆墨拿來縫補自己的書袋子，不是多少有點可笑嗎？明清詩派也幾乎是如此症狀。像明代詩人所說的：“徒手入市而欲百物為我有，不得不出於竊，瞎盛唐之謂也。”“偷竊”成了舊詩詞根治不了的弊病。錢鍾書先生在末尾是這樣形容的：“偏重形式的古典主義有個流弊：把詩人變成領有營業執照的盜賊，不管是巧取還是豪奪，是江洋大盜還是偷雞賊，是西昆體那樣認準了一家去打劫還是像江西派那樣挨門排戶大大小小人家都去光顧。”不得不令人拍案叫絕。

第三部分的精妙之處則在於錢鍾書先生的選詩標準。雖然錢鍾書先生考慮到了《宋詩選注》的普及性問題，已經很大程度上忽視自己的審美考量來迎合讀者，但他還是提出了“六不選”原則，即押韻的檔案不選、學問的展覽和典故成語的把戲不選、大規大模仿照前人的假古董不選、前人詞意改頭換面、絕無增進的舊貨充新不選、有佳句全篇卻不太勻稱的不選、當時傳誦現在看不出好處的不選，展現出了一個全新的文學批評視角。同時，錢鍾書先生也向讀者展示了他無限嚴謹的治學態度，為我們舉了幾個選文時不細謹的例子。如王安石的《唐百家詩選》中鈔手偷懶，而錢謙益的《列朝詩集》中鈔手又太賣力，導致這些作品中都或多或少出現了訛誤。甚至於在宋詩領域享譽盛名的《宋詩鈔》和《宋詩紀事》，在錢鍾書先生的利眼之下，也有很多錯誤。錢鍾書先生不僅以嚴謹的態度為我們提供了撰寫文學理論書籍的新角度，同時也以嚴謹的態度感染我們，激勵我們，鼓勵我們在以後的治學過程中敢於發現敢於質疑，永遠為展現最科學的學術成果而努力。

評與注可以視為一個整體。錢鍾書先生在本書的寫法是重評作者，而對作者的選目則不加以評價，完全在註釋上下功夫。這樣的評詩方式是比較罕見的。以往的作者大都在作品上下功夫，但錢鍾書先生卻為作品的品評留出了大量的空白，給予讀者最大程度的思考空間。

在評作者的內容上，錢鍾書先生運用了一種自然而然的寫法，他並不拘泥於結構——比如在介紹一個作者時，大體從他的生平經歷、思想主張、代表作以及作品風格一步一步來，反而是隨心所欲、興之所至地去闡釋自己對一個作家的看法，彷彿他們不是什麼博古通今、值得尊敬的大才子，只是一個任人指點的普通人。這也導致了他對有些詩人的評價很短，而有些卻很長。以他對寇準的評價為例，他只寫範雍為寇準詩集作序的序言，“平昔酷愛王右丞韋蘇州詩”，以及寇準的名句“野水無人渡，孤舟盡日橫”，雖然錢先生認為這只是把韋應物的“野渡無人舟自橫”擴大為一聯罷了，然後在末尾輕飄飄來一句“他的七言絕詩比較不依傍前人，最有韻味”，就算評完了。這樣的戛然而止並不顯得草率，反而讓讀者欲罷不能，迫不及待地翻到下一頁，非得弄明白他到底是怎樣的有韻味不可。而他在評價梅堯臣時，則用大量筆墨講述梅堯臣的詩學主張，認為他提倡了詩學改革，就不得不“用些笨重乾燥不很像詩的詩句來寫瑣碎醜惡不大入詩的事物”，並舉了大量梅堯臣作品的例子，最後說“這類不自覺的滑稽正是梅堯臣改革詩體所付的一部分代價”。他只對自己認為有意思的地方多費些筆力，對於一些其他評論家認為值得稱頌的地方嗤之以鼻，具有很強的個人風格。可以毫不誇張地說，讀一篇文章是否是錢鍾書先生寫的，只要讀個兩三句就可見端倪了。我們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