童年時代的王健林不僅是家裡的長子，也是小夥伴中的“土匪頭子”。

這樣的身份，給他日後的管理能力提供了最早的鍛鍊，從不足10人的孩子堆，到超過10萬人的員工團隊，他都領導得有聲有色。

但誰也不知小小年紀的他是否就已有了要闖出一片天地的雄心，也沒人發現幼時的他是否有野心，不過至少有一點可以肯定——他離商業化的世界十分遙遠。

自小，他與家人生活在寧靜悠然的小城之中，遠離大城市的喧囂與紛擾。

在大金縣森工局總務股工作的王義全，負責發工資、制工資表、發辦公用品，秦嘉蘭則忙於日常工作，晚上還要去地裡開荒。

王健林身為家中長子，很早就成為父母最得力的幫手。

繁重的勞動模糊了孩童和青年的界限，與大多數同輩人一樣，王健林也早早地承擔起了家庭責任，並獲得了超越年齡的歷練和成熟。

秦嘉蘭總是不厭其煩地念叨，王健林是家中老大，下面還有4個弟弟，弟弟們都聽他的。

若是依照老傳統，即長兄為父，故此他身上擔著更重的擔子。

王義全工作安穩，收入不錯，可也只是讓家人衣食無憂，因而當夫妻倆外出工作時，家裡的瑣事便都交給王健林處理。

王家的5個兒子從小就是家裡的勞動力，老大王健林，下地幹活時最賣力，秦嘉蘭深感安慰，覺得大兒子給弟弟們做出了表率。

同時，他還擔起了照看弟弟們寫作業的責任。

後來，老年的秦嘉蘭對很多陳年往事的細節記不清楚了，卻仍不忘強調，能過上舒心的日子，多虧了大兒子。

王健林曾和母親開玩笑說：“誰讓你給我生了那麼多兄弟？”

在青春期到來前，王健林完美地演繹著“長子”的角色，這種長時間的領導身份，也讓他在外成了“孩子幫”的老大。

“他是個匪頭子，是一群孩子的頭.”

在四川話中，若用“匪頭子”形容一個孩子，則說明他不受約束，思維開闊，這也恰證明了另一句四川老話——“循規蹈矩在屋裡頭的娃娃沒出息.”

少年時的王健林，獨立、調皮、有想法。

男孩們之間打鬧時，他愛做頭領。

森工局的院子大、環境好，適合精力過剩的男孩們打鬧、追逐。

王健林和貧乏年代的其他男孩一樣，經常玩的不過是捉迷藏、爬樹、打彈弓這些便宜可得的遊戲，但他帶著弟弟和同齡人一樣玩得不亦樂乎。

與眾多森工局職工子女一樣，到了上學年紀的王健林進入了大金縣東方紅小學。

東方紅小學是阿壩州數一數二的學校，校風嚴謹。

除了語文、數學兩門主課，學生們還要學習美術、音樂、體育等課程，業餘活動也很豐富，畫畫、野營、爬山，忙的時候下地、幫農民撿麥子也佔據了大部分課外活動的時間。

小學時代的王健林並沒有特別出格的舉動，只是一直在班裡當班長。

王健林喜歡打籃球，雖然日後的他與另一項運動——足球淵源更深、更久。

他時常在比賽裡展現出好鬥的特質，但終究只是個娃娃，並沒有太突出的表現。

小學畢業後，他升入當地唯一一所中學——金川中學，這是一所教學質量在當地首屈一指的初中，師資力量值得稱道，本科、專科畢業的老師佔了近15。

王健林在大金共接受了7年的教育。

此後，正逢森工局內部招收職工子女到營林處工作，自此王健林走出學校，成為運林隊的職工。

那時，城市的孩子多不願屈身前往，招來的工人多來自農村，王健林在其中很能吃苦。

王健林被分配到了馬爾足運林隊。

森工局工人的生活十分規律，7點鐘起床，7點30分講安全，8點鐘上班，晚上5點鐘下班。

上班、下班要走1個多小時的山路。

在馬爾足的日子裡，王健林住在林場的瓦片房裡。

遠在山溝溝裡的馬爾足，離大金有近10公里左右的路程。

從本部去馬爾足，要先走四五公里公路到溝口，接著爬三四公里的山從溝口到運林隊，這大概需要4個小時的時間。

逢上運氣好，王健林能在路邊搭上順風車，運氣不好時，就只能用一雙腳“丈量”了。

在這裡，他每個月可以拿到三四十塊錢。

王健林的主要工作是栽樹，在林業工人裡，這算是一個不太辛苦的活兒，每天發100棵小樹，栽完下山。

除了栽樹，王健林還幹過另一項更為艱苦的工作——燒炭。

把木材砍成一節一節，放在炭窯裡燒，接著出炭，封窯。

一趟活下來，周身烏漆麻黑，燒好的炭抱去挨家挨戶送給職工。

十五六歲的王健林，在從事同樣工作的同事看來的確不同於同齡孩子，每天從住處到工作地，他要爬1個多小時的山，這樣的情況持續了近一年，沒人知道身在林業中的王健林的腦子裡想的是什麼。

1969年，王健林剛剛體味人生從學生走向社會的轉變時，珍寶島衝突爆發，緊張的戰事要求中方必須增補軍人。

此時的王健林，在營林處工作了1年多，他決定參軍。

他的另一番人生歷程，也即在此刻開始了。